日期：2006-07-23
－－《全球对话的时代》中译者序
刘利华
无论是谁，他只要读了并在一定程度上读懂了《全球对话的时代》，无论他是否同意作者的观点，都会产生这样一种心灵的撞击：
对话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默然忍受唯我独尊的绝对主义，
允许人类相互间的种种无知、误解继续，
让内耗、对抗、欺凌、以至于互相残杀永无止息？
还是通过对话尝试着走出幼稚盲目的独白时代，
通过对话彼此发现彼此学习
以更好地了解并成为完满、成熟的自己？
进而在全球化时代
彼此能和谐共处又保持着各自独特的美丽？
人啊，
你必须选择，
你无可逃避。
您对上面这段文字是不是有点儿眼熟？如果您读过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第三幕中哈姆雷特那段著名的心语，您可知道，上面这段话是模仿莎翁的风格，来传达《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作者力倡各宗教间、意识形态间对话的意思。
《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作者列奥纳德?斯维德勒（LeonardSwidler）的名字对于中国人文学者们并不陌生。他是美国天普大学（TempleUniversity）宗教系天主教思想和宗教对话专业教授，是世界宗教之间与意识形态之间实际对话的著名倡导者和全球伦理的重要倡导者。这里说的实际对话，就是不停留在对对话的必要性、模式、根据等等的理论论证上，而要让归属于不同民族和文化、信仰不同宗教、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们在同一个时间坐在同一间房子里，真正有说有应地聊起来。从上个世纪90年代直至2004年，斯教授曾多次在中国的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北京中华文化复兴研究院讲学。他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知名学者，他推动不同宗教间对话的足迹多年来已经遍及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这本严格说来还没有出过英文版的，形成于2004年8月的《全球对话的时代》（AgeOfGlobalDialogue），是1990年由美国奥格斯堡堡垒出版社（Augsburg,Fortress）出版的《走出绝对――宗教反思对话的未来》（AfterTheAbsolute,TheDialogueFutureOfReligiousReflection）的扩展本。它补充了《走出绝对》发表后十多年间作者新的研究成果，也记录了这十多年来世界宗教、意识形态间对话的实际进展。
为什么要以“我们不能回避”这样不容商量的题目来为这篇中译者序冠名？这是因为，《全球对话的时代》所讲的是我们必须了解的内容，要求的是我们必须达到的水平，提出的是我们必须参与的事情。这些意思提炼成六个字就是：我们不能回避。这里的“我们”指我们现在活着的中国人，特别是现在活着的人文学科领域的中国学者。
一、必须了解的内容
《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主要内容是宗教间、意识形态间的对话。涉及了宗教的本质，世界主要宗教的相同和相异，宗教间、意识形态间对话以及冲突的历史和现实，宗教间对话的条件、基础和操作方式，宗教间、意识形态间对话的前景和这种对话对于人类生存的意义等等问题。它提出对宗教和意识形态本质的一种概括－－对于人生命的终极意义及相应地如何生活的解释，并以这样一种对宗教本质的把握去贯通地理解宗教的历史、宗教的现状以及宗教的未来，对于我们拓宽和加深对宗教这样一种人类文化现象的认识几乎是不能没有的知识。而这样一种对宗教的把握，不但是领风气之先的新见，而且是非常有益的卓见。
我们了解这本书的内容的必要性，首先在于我们了解世界宗教这种文化现象的必要性，其次在于我们对宗教的了解必须深化的必要性。
先来看两个数字。据中国宗教白皮书《1997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状况》提供的数字，中国有各种宗教信徒一亿多人。据权威的《国际传教研究公报》统计，至1997年，全世界宗教信仰者的人口比例达81%。考虑到1999年10月12日联合国宣布世界上第60亿个人的诞生，世界上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口高达40多亿。这个1亿多和40亿这两个数字提醒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我们对宗教必须有所了解而且我们的了解必须进一步深化。
一是从中国国内的情况看。虽然在总人口中，占到近百分之十的信奉各种宗教的人是一个少数，但是1亿多的绝对数字却表明这是一个相当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共同特征是他们信仰的是有神论。而占人口多数的中国不信神的人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于有神论的理解，几乎是完全囿于一种无神论的框架之内，而不能真正知道有神论者自己是如何进行自我反思和自我定位的。我们要实现全民族、全社会的和谐，需要设身处地地了解信仰宗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上亿的宗教信徒中，除了中华民族本土宗教道教的2.5万信奉者外，剩下的1亿左右的人信仰的宗教都起源于其他民族和国家。因此我们可以说了解和处理中国文化的任何一个其他领域中的问题，都不象宗教领域的问题这样，不能不将范围扩大到世界，不能不扩展到了解这些外来宗教的起源、发展、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我们才可能在对中国的宗教现状及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判断时，不至于陷入盲目被动。
二是从对外开放的情况看，在世界范围看，81%和近10%之间，40多亿人与1亿多人之间的悬殊比例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呢？在全球化时代对于必将越来越紧密地溶入世界的我们，它意味着我们所遇到的和我们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交往的外国人中，10人中会有8个以上信奉某种宗教。而他们的宗教信仰一定会渗透到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他们待人接物和行为举止的习惯，及他们的世界观和价值原则中。没有对世界宗教现象的较深入的认识，不但会影响到我们在宗教方面的国际交往，而且会影响到一切方面的国际交往。因此中国人不想在全球化时代国际交往中获得主动便罢，若想，就必须深入了解世界上主要宗教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趋势。
三是我们对宗教的认识必须要登上现时代的高度。“宗教也是文化”这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就被毛泽东这样伟大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所认识。今天我们国家宗教事务的决策层则更明确地认识到：“讲‘宗教也是文化’，这是一种既浅显又深刻、既有悠久传统又有现实意义的理念。对执政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宗教当作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加以挖掘和整理，使其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宗教学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思想的解放、观念的更新、视野的开阔、学术的繁荣。对宗教信仰者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应更多注重于提高宗教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信仰者的文化素质。对社会来说，讲宗教也是文化，则意味着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也是对文化的尊重。”
上述这些认识非常好，但是只停留在认识到宗教是文化这样一个层面还是很表面的。要把这些原则性认识和我们国家的宗教自由政策落到实处，还必须深入了解宗教这种文化现象的特殊性，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关系，它以什么样的特殊形式包含了哪些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通过什么途径将这些积极的宗教内容对象化于社会实际生活。占世界总人口81%的40多亿人信奉宗教这个事实，不仅要求中国的宗教学者需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开阔视野，而且要求所有中国人文学者都需要对宗教这一文化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因为宗教主要地通过其信奉者，事实上影响到哲学、历史、文学、政治等各个学科，渗透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
此外，中国的各种宗教信徒，也需要了解当今世界上各宗教间正在以对话来互相学习，来解决冲突这样一种趋势，以便能使自己变得更加开放，使自己的修行能更容易地适应也更有益于全球化这样一种人类新的生存状态。
斯维德勒教授的《全球对话的时代》这本书，对于满足我们由上述三个方面的理由产生的了解世界宗教的“胃口”或“食欲”，可说是提供了一套营养丰富结构合理的精神大餐。虽然一本书远远不能穷尽所有有关世界宗教现象的必要知识，但是由于作者对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的独具特色的高水平研究，却提供了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收的深刻而有益的思想，去学习、去借鉴的方法。就像是健康的营养食品有助于我们形成健美的身体那样，健康的精神食粮或精神营养也会有助于我们形成较为全面和完善的精神生命。
二、必须达到的水平
当今涉及宗教的论著、译著有很多，涉及宗教间对话的论著和译著也不算罕见。根据什么得出这样的论断，说这本书给我们提出了一种必须达到的“水平”要求呢？
这个“必须达到的水平”并不是说它提供的是一种底线水平。不，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说这本书给我们提出了“必须达到的水平”，首先是肯定这本书有相当水平和深度。其次是肯定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有能力达到这样的水平。再次，我们之“必须达到”这样的高水平，是因为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中国的人文学者由于秉承了中华民族深厚博大的文化遗产而必须对人类文化的进步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要承担起这样的责任，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首先达到世界人文学科的高水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可以不了解，事实上我们也没有能力了解所有一般的、泛泛而论的、限于某种个人的特殊视角的大量信息，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代表了世界人文学科领域一流水平的学术成果、思想卓见。
那么这本书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水平呢？
首先，它展示出一种广博的视角。作者从基督教内天主教内部的对话，到与其同心的更大圆中的基督教内部的对话，到犹太教与基督教这两种同根宗教的对话，到犹太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这三种闪米特宗教的对话，到基督教分别与印度教、佛教、儒教、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以及在世俗世界中，宗教与人权、宗教与国家、法律和伦理、全球伦理、对话和批判性思维对于新型教育的建构等等，作者都作了广泛的涉及。在对这些问题作逐一论述时，作者表现出不仅对世界宗教史，宗教现象和宗教哲学的熟知，而且表现出对人类历史发展和人文学科，如哲学、心理学、法律和教育等这样一些主要领域的理论把握。
其次，它达到了一种时代的高度。作者不只是为读者提供了内容广泛的宗教及宗教间对话历史和现实的广泛知识，而是站在一种时代的高度上提供出这些对人类总结自己过去的经验教训，以便今天和未来能生活得更有意义也更和谐极其重要的知识。作者清醒地看到并向我们揭示出这样一种现实：“在过去，从人类一开始，我们一直总是同自己谈话，也就是说，我们总是同像我们一样地思考或者应当像我们一样思考的那些人谈话，我们总是在唱独角戏。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我们慢慢地向一种祛除真理绝对化的方向移动，我们慢慢地开始意识到，任何个人，任何一种团体、文化、宗教或文明都不能表达出全部关于实在、特别是关于终极实在人们所知道的东西。因此，我们正在开始意识到，我们必须进入与那些思想和我们不同的人的对话中，不是教给他们真理，而是去学习更多的单有我们自己不可能了解的实在。我们正不可避免地进入对话。”（《全球对话的时代》序言）展开宗教间、意识形态间的对话不是为了说服别人，而是为了向别人学习。这是作者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也是此书的基调。而这所以能成为主题和基调则恰恰反映出作者对全球化时代人类新的生存状态的理论把握：“过去，个人和他们各种不同的文化都倾向于生活在一种相对彼此隔绝的状态中，只有为数很少的特殊个人能真正跨越进其他不同的文化。但是这种彼此隔绝的状态在进入第三个千年的时候已经不再可能。虽然各种文化仍保留着其特征，它们却不再能保持自我封闭。我们所有彼此不同的文化现在必须都在一种全球文化中生存。”（全书结语）
第三，它具有一种深刻的历史眼光。作者在书中虽然并没有引用黑格尔的或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的具体的辩证方法，但是它在对于困惑了许多个世纪许多的西方宗教学者的一些难解之结做出了非常辩证的历史的具体分析。作者对基督论的历史分析则尤其精彩。它追溯了“历史的耶稣”，出生于拿撒勒的那个名叫耶稣的地地道道的犹太拉比，是怎样被希腊化为“主基督”的过程。作者令人信服地理论地再现了这个过程，通过对看重“应当怎样做”的犹太文化传统到看重“应当怎样想”的希腊文化传统的各自特点的分析，及在基督教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犹太人的诗画般的形象比喻如何变成了希腊人的本体论、实体论判断的论述，使我们对于影响深远的基督论之神秘内容豁然开朗。我们由此知道，让人困惑的“耶稣是真的上帝并且是一个真的人类存在”的基督论论断，实质上是“古代基督徒们尝试着用希腊哲学的、本体论的术语来表述基督徒体验到的光彩夺目、感人至深的在拿撒勒人耶稣身上人性与神性的汇合。”（第4篇第4章）这种历史的眼光在整本书中，特别是在第4篇第4章“基督论关于对话的绝对命令”的论述中被发挥得几乎是淋漓尽致。在这一章中，作者论述了12个涉及基督论的问题：犹太人耶稣；基督教的犹太之根：犹太人的基督教会？；耶稣：是救世主还是基督？；耶稣和他的信徒们以犹太人的方式思想；基督论的发展；历史的耶稣；教导人的耶稣，而非被讲授的基督；耶稣：人性与神性；前存在的基督？理性神学；对话提出的一种解释；宗教中的“本体论化”。作者对其中每个问题的论述，所表现出的辩证的或用他自己的话说“批判性”思维都令人叫绝。作者尊重历史，力求通过具体的分析揭示对于现代人来说似乎已经不可思议的悖论在其存在的历史环境中的必然性。使我们不由得想起黑格尔提出、恩格斯肯定的那个著名的“凡是现实的即是合理的”的方法论原则在分析历史现象时的深刻性。
四是它体现出一种开放的胸怀。作者认为：对话“是所有人类存在反思生活的终极意义的一种方式。因此无论一个人是不是有神论者，无论他是否像基督教徒们在其理论化神学中那样热衷于运用希腊化的思想范畴，对话在宗教和意识形态对于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反思以及如何依此而相应地生活的问题上，都显然越来越是一种未来的思维方式。”（序言）《全球对话的时代》这本书的突出魅力就在于它对所有宗教和意识形态都是开放的。它努力去发现各种宗教在对生活终极意义的探寻中的独到贡献，它不是虚伪地而是真诚地肯定并论证了世界性的的几种历史地也是文化地形成的宗教都有其伟大而深远的价值。作者以对话的形式，不仅比较了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三种闪米特宗教的异同，而且对基督教与印度教、佛教、中国的儒教也做了比较，对与闪米特宗教大相径庭的印度教的终极实在婆罗门，佛教的终极实在空无，儒教与道教的终极实在天道、和谐的认识论根据进行了论证，对它们对于生活的积极意义也做了肯定。在第4篇“彼此间对话”中对上述宗教分别地比较研究之后，作者在第6篇“我们对终极实在的理解塑造我们的行动”一章中又提出一种画龙点睛式的概括，根据各种宗教各自所持的不同的终极视角把它们归入这样一些不同的“家族”中。“它们是：1）多神论（多）；2）印度教（一和多）；3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一）；4）袄教和摩尼教及阴阳（二）；5）基督教（一和三）；6）佛教（无）；7）儒教和道教（和谐）”。在分析和肯定了这些对终极实在不同的认识各自的价值后，作者得出结论：“我们人类越来越不以绝对主义的、排他主义的概念和术语，而是在一种对话的心智框架内来理解和言说实在、终极实在了。这样做时并不要求放弃我们特殊的信仰，而是要求我们越来越深切地意识到它们仅仅是实在的一幅局部图画。这对我们在世界中如何行动将发生什么影响呢？因为我们对实在的认识确立了这样的心智框架，我们凭此来决定对错、善恶，我们的道德规范、我们的行为将渐渐变成更为开放的、对话的、善解人意的。我们也将变得更为谦虚好学，因为我们的知识越多，我们就越能意识到我们的知识实际上是多么的有限。由此人类将有望达到苏格拉底的境界，他意识到聪明人就是知道自己无知的人。”
这样一种开阔的胸怀不仅表现在对终极实在的认识的反思上，而且表现在作者对各种宗教无偏见的批判上。在肯定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积极方面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了它们在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作者对于基督教的批评甚至尖锐到说它默许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同样，在肯定了佛教和儒教的独特贡献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与它们长处并存的短处。例如，作者肯定了儒教的包括了超验维度的人本主义“可以帮助所有人努力向上”，同时也指出儒教存在的等级主义的问题。
五是它具有相当的哲学深度。许多人以为一说具有哲学深度，那就是其抽象或思辨的程度相当高，非哲学专业的人看不懂，哲学专业的人则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到底每个人理解了什么，大家都不能达成共识。这是西方哲学的思辨性给我们造成的哲学深度评价尺度的误解。我们所说的《全球对话的时代》具有的哲学深度绝不是这么遥不可及的东西。这里所谓的哲学深度是说它在方法论上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和相当自觉的程度，因此在论述一切问题时，无论论述对象是涉及终极实在的哲学本体论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在对其进行分析或阐述对它们的见解时，都会有一种融会贯通的哲学的方法视角。这种自觉的哲学方法视角体现出来的哲学深度，在前面谈及的“历史的眼光”和“开放的胸怀”中实际上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然而还不止于此。作者在第1篇第2章“相互性、相关性和对话”中不仅从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理学和伦理学方面明确地概括了当代人类思想发展达到的祛除绝对化阶段的方法特征，而且更可贵的是在达到了这种与后现代主义的共识的同时，作者却并没有掉进后现代主义的相对主义的陷阱。作者自觉地意识到：“在承认全部真理陈述永远是部分的，带有一定视角的，不具有绝对性的同时，还必须把认识和描述实在和价值的人类共同基础谨记在心。所有人类对一些确定的事物都有着共同体验。我们都会体验到我们的身体、疼痛、愉快、饥饿，饱足。我们的认知官能都感知着这样一些实在的结构，如在音阶、颜色和形式中的变化和对称性。所有人类都同样经验着喜爱与厌恶的情感。在这些以及在其他的共同性中，我们发现了建构一种普遍的、基本的认识论、美学和价值系统的基础。”正是在这样一种方法论自觉的基础上，在论述基督教与五种其他世界宗教对话时，作者鉴于“人类互相敌对或至少是彼此漠视”主导了人类以往的长期历史这样的事实，而有意识地把重点放在了“找出可能的共同之处”（第4篇第11章）上。哈佛大学的享庭顿教授曾写了一本《文明的冲突》，虽然他的目的也是唤起人们对文明冲突的危险性的注意，以有助于促进整个世界的“文明的对话”。然而他的视域只达到了这样的极限：“在正在来临的时代，文明的冲突是对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他没有意识到客观存在的人类共同性是保持多元文化、不同宗教和各种文明共存共荣的前提，是“文明的对话”的前提，也是人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准备好了的现成的化解文明冲突、实现和谐的最重要保证。
《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作者则不但把重点放在了种种宗教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可能的同共之处”上，而且提出了有必要形成一种专门用于交流涉及终实在和生命的终极意义的“普世的世界语”的设想。这种“语言”并不取代任何现存的语言，也不是以某种文化、某个宗教中来自上方，来自人外的超验存在为基础，而是“我们必须在我们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建起我们的神学语言，术语、范畴和形象。而这共同的人性是我们所有人－－传统的犹太教徒、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徒、当代批判的思想家、印度教徒、佛教徒、马克思主义者－－共有的。运用这样一种以人性为基础的语言，我们就能将我们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洞见有条理地加以表述。”“而这只能靠超越出－－却并不放弃――西方文化，超越出犹太教、基督教、西方人道主义及马克思主义，吸取伊斯兰教、印度教、佛教、等等的洞见才能实现。这只能靠对其他宗教、意识形态和文化的艰苦的学习、”完全进入“其内心深处，耐心而深入地与其对话才能完成。”（第4篇第1章）这让我们不由得会想到它与康德的在实践领域理性为自己立法的卓见的相通之处。
六是它痴情于对人类前途和命运的关切。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全球对话的时代》让我们倍感亲切之处是它与我们中华民族务实求本的思维方式的距离要比它与西方哲学在象牙塔里哲学家自言自语忘情于思辨的思维方式的距离要近得多。即它虽然是西方学者的著作，却更具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换句话说，它深刻却并非纯概念的逻辑思辨，它鲜明而自觉地把目标设定为根据人类当前的实际存在状态解决人类存在的迫切问题上。这一点如果和中外其他宗教哲学家的著作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得更清楚。比如保罗?尼特的《宗教对话模式》（王志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比如王志成的《和平的渴望－－当代宗教对话理论》（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这些论述宗教对话的著作都有相当的理论含金量，对于中国人了解世界上宗教对话领域的当代进展和取得的理论成果也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但这些著作无论是中国人写的还是西方人写的，从思维方式上都更像是西方哲学的，它们在风格上以鲜明的思辨的逻辑性为特征。与这类以西方思维方式写出的宗教对话著作相比，《全球对话的时代》可说是独树一帜别具一格。它所关注的并不是对话“模式”的理论概括，而是对话过程如何在“认识的、实践的、以及深度的或‘心灵的’领域着手”。如何在这三个领域的统一基础上实现“完满的人类生活”。作者指出：“在认识的领域，我们寻求以多种有意识的理性方式理解并明确地表达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生活的经验。在实践领域，我们行动并创造事物。我们不仅试图理解世界，而且试图影响它并使它产生结果。在深度的或‘心灵的’领域，我们分辨世界和我们经验的更深刻意义。人类生活的这个深层维度就是我们的想象力和感情以及思维能力的更为综合的方面有更多展示的地方。”（第4篇第1章）与此一致，作者关注着宗教间意识形态间对话对于解决现实中由宗教和意识形态分歧引发的战争冲突的意义，关注着对话在建立对全球伦理的全球共识中的作用，关注着对话及批判性思维对于教育的各个领域的深刻影响。他看到的象牙塔之外宗教绝对主义和排他主义默许下的这样一些人间苦难：“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北爱尔兰互相狂轰烂炸，印度教徒和佛教徒在斯里兰卡互相血腥残杀，犹太教徒和穆斯林则永远在近东的战争深渊里挣扎，锡克教徒和印度教徒在旁遮普互相给对方制造着恐怖，在克什米尔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用他们手中的枪炮使彼此永远处于不安的状态，基督徒和穆斯林以不同的作用把‘近东的瑞士’黎巴嫩变成了一个血肉模糊的陈尸房，还有原教旨主义的印度教徒们在印度谋杀着基督徒和穆斯林，等等、等等。这一切都达到了精神失常的地步。我们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必须终止这些宗教和意识形态的曲解和滥用！”（第5篇第4章）为此，作者本人积极地发起和参与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方的对话，并在他的这本著作中记录了这三方对话的进展和取得的成果（参见第4篇第6章）。也是出于解决人类存在的实际问题的目的，作者客观地介绍了基督教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富有成果的对话（参见第4篇第12章）。仍是为了人类能达成一种和谐相处的状态，作者努力研究并极力倡导大家关注全球伦理的形成（第5篇第4、5章）。
上述六个方面单有其中之一或之几，我们几乎就可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而《全球对话的时代》不但在上面六个方面都有独到的贡献，难能可贵的是这六个方面由于作者的学术造诣和人品境界还达到了一种有机的统一。因此这本书不但向我们传达了当今世界宗教和宗教间、意识形态间对话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而且着力于引导我们在一种更高的时代平台上，以一种更明智也更美善的态度来处理不同的宗教、意识形态间的关系，使当今所有信奉某种宗教的人，进而使包括所有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在内的全人类，在其存在状态上达到一种从未有过的更丰富也更和谐的状态。也正是因此，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政府部门的宗教事务工作者，以及中国各种宗教的信徒和俗众，都应当了解西方学者在宗教问题上已经达到的这样的水平，而我们好学、自信、不甘人后、从善如流的中国人也必须达到这一水平。
三、必须参与的事情
按照作者的说法，《全球对话的时代》“这本书的全部论点就是，对话是今天极其重要的思维方式，宗教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部系统的反思必须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如果这个论题被最后同意，那么显然对话必须在人类所有层次，特别是可能的最高层次进行。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已经、并将继续出现许多突破，这些突破进而又会极大地解放其他各层次的对话。”是的，如果不同的宗教信仰之间，也就是在持有不同的世界观、价值观的人们之间可以实现彼此对话和相互学习，那么还有什么其他领域不可以对话呢？作者在书中曾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教皇保罗六世（PaulVI）1964年对对话的必要和可能的论述。他说“现今需要对话。……正在改变着现代社会面貌的能动的行动过程需要对话。社会的多元化和人在今天的时代达到的成熟性需要对话。”（第3篇第1章、第4篇第1章）连罗马教皇都意识到人类发展到今天已经成熟到接受对话了，我们一向以有容乃大的品性自豪的中华民族还能冷眼作壁上观吗？对于我们正在努力构建着自己的和谐社会的中国人会说，要实现和谐，就需要参与对话。显然我们在自己家里的对话是绝对要提倡的。此外，在全球化时代，中国要积极主动地，而不是消极被动地进入世界，我们也需要参与这种国际性的人类精神最深层面的对话。
我们要参与的这种世界性对话有两个层面。一是在宗教哲学研究领域中，通过积极参与对话去深化对许多问题的认识。二是在人类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建设上，通过参与对话以更深入地认识、挖掘并贡献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涉及终极实在和人存在的终极意义的具有普适价值的优秀精神财富。
先来举例看第一个层面我们必须参与对话的情况。
例一：作者发现了宗教与意识形态在其要解决的问题和作用上的一致性，指出它们都是“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对于两者的区别，作者则指出，宗教以超验者为前提，而意识形态则不以超验者为前提。从这一认识出发，谈到政教分离时，作者显然认为国家也不能与任何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事实上，任何社会和国家，都会有一种对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的主导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起作用。当政教合一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由与政权合一的宗教行使。而当政教分离时，国家的意识形态就是一种世俗化或人文化的世界观和价值思想体系。比如现在美国和其他政教分离的西方国家，也仍然有一种主导的“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在整个国家层面在起作用。只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是以人道为基础，是强调个人价值至上的，强调每个人的人权都要得到保障，强调民主、自由、平等、博爱这样一些内容为基本价值。
例二：作者对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定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容易使我们混淆哲学与宗教。因为世界上的一些哲学思想，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斯宾诺莎的哲学、老子、孔子的哲学都包含有“关于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应如何生活的解释”。按照作者的界定，就无法分清什么是哲学什么是宗教。译者认为，宗教是人在意识到自身的终极有限性的前提下，以情感投注的方式，通过信仰一种代表着无限终极实在的、具有善的指向的信仰对象，以身体力行的方式超越人的有限性的一种途径。这一界定需要有大量篇幅做专门论述才能说清，这里不便于展开。这里要指出的只是，在这样一些宗教理论问题上，我们中国学者还有大量可以参与对话进而使问题得到深化的空间。
例三：作者对于人性的界定是“自爱与互爱”（第2篇第3章），这样一种见解很有启发意义，它将心理学与伦理学和认识论结合起来了。但是，这样的人性的界定实际上属于“性善论”的范畴。是人性的应然，而不是实然。人性中确实存在着使人成为“自爱和互爱”的潜质，但是同样人性中也存在着使人成为“自爱和自私”的可能。在这样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作者虽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展示出独特的视角，但是他并没有穷尽真理。
如果说第一个层面的对话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那么参与第二个层面的对话，就可说是我们中国人必须认领的使命了。
《全球对话的时代》虽然以一种广阔胸怀不带偏见地研究并肯定了非基督教、非闪米特宗教的其他世界性宗教所具有的独到的洞见。但是作为中国人，我们能很容易地发现，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还是比较表面的。例如作者并没有区分道家学派与道教的不同，并且认为儒家即是儒教。这样的问题，必须要由对于中华传统文化极有造诣的中国学者才能说清楚。因为在英语里Confucianism和Taoism都是既指这个思想流派又代表一种宗教传统。英语用Buddhism来指称佛教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佛教本身就是一种宗教。然而追随老庄思想的道家学派与信奉道教的信徒却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儒家思想以及道家思想，如冯友兰对中国哲学概括的那样，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把超验和经验完美地统一起来，把追求达到耶稣、释伽牟尼、老子、孔子的境界体现在平凡的每日常人生活中。虽然儒家也形成了许多礼仪，但是用《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作者提出的宗教定义－－宗教是以关于超验者的概念为基础、对生命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该如何生活的一种解释。通常情况下，它包含四个C，即教义（Creed）、教规（Code）、膜拜仪式（Cult）、社团结构（Community-structure）。－－来套还是有些牵强。
此外作者对于中国的儒家和儒教、道家和道教对终极实在的认识也是比较表面、含混的。天、道、与和谐在《全球对话的时代》不同的地方都被认为是中国宗教的终极实在，而这三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作者没有做深入阐述。实际上和谐是中国哲学的终极价值，而在老子的思想里，道是本体论的终极实在，在孔子的思想里，天、或天道则是人道的逻辑在先的前提，孔子更强调的是人道的实现。
中国传统思想博大精深，但是自五四运动以来，主导的话语体系或霸权的话语体系一直没有珍视我们民族这伟大的精神宝库。以至于《全球对话的时代》一书的作者都代表着西方人对这种不认自己文化之根的荒谬表现出了吃惊。作者写道：“儒教是古老的、非常古老的、衰老和僵化的，阻碍着现代思想、科学和民主的进步。这是它所以被其发源地中国在1911年推翻清王朝和1919年反孔的五四运动后完全抛弃的原因。这是真的！”（第4篇第9章）他难以相信，一个民族会如此绝情地抛弃自己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文化传统。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许多与西方宗教和文化传统可以展开对话的内容，作者由于对中华文化的深刻与博大了解不够，在他的著作中不可能深入地涉及这些内容。比如中国佛教、道教中都有修炼的内容，由此形成了内功和外功，而这两者又形成了中国功夫。这与其他世界宗教，特别是与闪米特宗教相比是很不相同的。而将身心修炼也包括了进去，并具有很明确地提高人的思想人品境界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甚至墨家思想、医家思想，甚至中国的各种艺术形式，都把强调符合天道的德行置于突出的核心的地位，都起着宗教教化人心纯净社会的一般作用，可它们却并没有走入一种严格的宗教形式。而且中国文化的广大的包容精神，能允许各种不同的宗教，它能坦然地接纳其他宗教并将其中国化，使它们溶入中国文化却从来没有采取过强制的手段。还有中国思想的天人合一、真善统一、知行一致、中庸和合的特点，似乎在强调如何想的希腊文化传统，和强调如何做的希伯来传统中恰恰居中，走在了两个极端的中线上。所有这些，《全球对话的时代》的作者显然都并不了解，或至少了解得很表面。而把我们中华文化中真正深刻的、独特的精华发掘整理出来，以参与全球领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间的对话，进而对一个和谐的人类的形成做出我们的贡献，这真的是我们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
让我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对话。
让我们积极主动地进入这个全球对话的时代。
（12，460字）
刘利华 200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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