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06-19
——孔子与章子怡的对话，破解中国文化千年沉沦的谜局
丁言
[题记：孔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被尊为“圣人”，儒家思想渗透于中国人的生活、文化和政治领域，所以，对孔子的责骂被称为“国骂”。
章子怡2000年被张艺谋发现并出演《我的父亲母亲》一炮而红。她相继主演了《卧虎藏龙》、《英雄》、《十面埋伏》等一系列大制作影片，逐渐跃升至国际巨星。国人评头论足章子怡已习以为常，但把章子怡与“圣人”放在一起试比高低，享受“国骂”待遇，从实质上讲就是向世人宣告了中国文化转轨的艰难与基本走势]
如果把一个对人类文明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伟大的思想家与一个在艺术上刚刚起步，在国际上稍有影响的艺术家，风马牛不相及的拉扯在一起，论证其文化影响力，比较其历史作用显然是个伪问题，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却引起了轩然大波。实际上，文化的争论背后隐含着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转轨的大问题，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化冲突的焦点所在。为此，我们必须从以孔子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以章子怡为代表的现代文化的交锋中，清醒地看出中华民族的自恋情结和自残意识，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轨沉重的、致命的文化心理障碍。在对待孔子和章子怡的国民意识上，过分的厚古薄今不仅反映出中华文化依然迷茫且缺乏自信，还反映出国人文化内卷倾向。这种文化心理倾向有两个显著表现：一是对外文化敌视；二是对民族文化轻蔑。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尊重孔子一样的尊重章子怡呢？
一、孤芳自赏的孔子与众星捧月的章子怡
西周政权的衰败，地方诸侯的兴起，为中国文化的繁荣提供了机遇，由此应运而生的诸子百家为中华文化多元化发展奠定了源基。在诸子百家中，如法家学派、道家学派、墨家学派以及中国历史中的其他学派都是按照其创始人的思想和见解由个人独创出来的、自成体系的思想学派，唯独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却述而不作，完成了在他之前的四千年来的中国文化的重新整理和解释，并在传承和总结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学。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氛围中，尽管孔子“三十而立”，并开始广招弟子，授徒讲学，孔子曾向天下宣告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但是，孔子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并未取得任何实际上的优势。由于五十五岁孔子在鲁国难以施展政治抱负，遂带领颜回、子路、子贡、冉有等十余弟子离开“父母之邦”，开始了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周游列国的颠沛流离生涯，希望诸侯国君能采纳自己的主张，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但最终没有一个诸侯国君采用他的主张，受权与他治理国家。孔子天真地以为只要实现了他所倡导的那一套恢复周礼“仁者爱人”的意识形态，就能治国安邦平天下了，一切的国计民生的问题就都能解决了，所以，孔子在孤芳自赏中了此一生。孔子想用自己的思想改变世界，但世界并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孔子想游说列国，毛遂自荐，但却像“丧家”之犬一样招世人耻笑。
章子怡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说她不幸是指章子怡没有出身在政治动荡、思想混乱的年代，历史没有给与章子怡著书立说，指点江山，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说她幸运是指她赶上了中国经济社会转轨、思想文化开放、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的时代。1998年，张艺谋出现在章子怡的“表演人生”中，开起了章子怡的文化之旅。一个普通的北京筒子楼里长大的女孩子，在激烈的文化竞争中，在不断仰视着自己的偶像中不断塑造自我。她在回忆自己初学表演时候的感受时说“我很害怕，我不知道如何去表演。”但她清纯的大眼睛，飘柔的红肚兜，朴实得像一个从没有雕凿、散发泥土芬芳的玉胚，经过大师们的点化和观众的捧场，章子怡技压群英、脱颖而出，成为一颗令世界瞩目的、穿着红肚兜的、国际级的中国大牌影星。章子怡没想改变中国，但她却把中国文化带向了世界文化的竞技场；章子怡胆小的像一支“丑小鸭”，但她却在世界最大的艺术舞台上翩翩起舞。
二、被专制主义者神化的、工具型的“儒学”与被观众认同的、娱乐型的“章子怡现象”
孔子修《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继承了源自伏羲以来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相传的中国文化，创造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学文化体系。孔子可谓生不逢时矣，自从十四年的自我推销的失败，他开始广招门徒,把推行仁政、恢复礼乐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寄托在门徒身上。孟子是孔子的滴孙弟子，他认为孔子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主张以“仁”、以“德”教化天下，即用王道治理天下过于“温文儒雅”，孟老夫子提出了要“仁”与“义”相结合，将儒家学说大大地向前推进。孔子做梦也不成想过，他一手创造的救世良方，不但在百家齐鸣时没有出头之日，反而在百家竞技中被秦王嬴政与以致命一击，“焚书坑儒”后沉沦。令他更不可思议的是，在他去世几百年后，儒家学说，竟然成了封建专制统治阶级独尊的治国理念，传承了两千余年，孔子也因此被奉为圣人。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历代的儒士们对它的注解也在不断的进行。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这种风气逾演逾烈，到南宋朱熹时，理学又对儒家学说的重大发展和改变。理学的发展使儒家的学术思想，更加贴近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实际和需要，到明清两代理学成为统治阶级统治人民的思想理论工具。孔子是个致力于社会道德、政治规范和社会发展研究的伟大的思想家，因此，他的思想和学说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将充满风雨，但这些都和孔子本人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他也不应该去承担被统治阶级神化、用于维护专制统治的社会后果。
章子怡、姚明、周杰伦，刘翔等等一大批文化明星，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各异，拥有的崇拜者也不尽相同，它们之间也没有脉源上的联系，但他们都是同一时代诞生的中国人。他们成功的路径各异，但相同之处不可忽视：都是凭借自己独特的技艺，从普通百姓一跃成为世界级的明星；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弘扬和传播中华民族的文化；它们的崇拜群体是在自愿的、快乐的基础上，在不同民族文化、不同国家疆域里形成的文化“流”族；他们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有效载体和文化大使，不但冲破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禁锢，还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文化经济时代，文化的力量不再完全取决于文化自身的科技成分和艺术含量，而是却决于文化的表现形式和传播手段，却决于人的文化主体地位的高低和文化市场的规范程度。章子怡、姚明、周杰伦、刘翔等成为世界级的大牌明星不是因为她具有孔子一样高的思想境界，也不是因为她具有孔子一样高的政治理想和追求，而是因为他们同样创造了令世界震惊的文化奇迹。章子怡等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身上的那点才艺，会有如此大的文化穿透力，它不仅能冲破了偶像的文化垄断和政治的等级界分，还给国人带来精神愉悦和对未来的憧憬，与此同时，他们的成果还帮助人们树立起主体创造的价值观念，激发出个人难以想象的文化创造力。
三、一败涂地的“儒学”与走向世界的“章子怡现象”
孔子的理想社会就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社会，他把自己宏伟的救世理想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但她却忽视了人的动物性肉身是难以超越的。君主们实在难以承担起“天下有罪，罪在朕躬”这样的万钧重担，于是，他们背离了孔子“仁者爱人”圣人之心，放纵和沦落就难以避免。由于孔子过分的自信，过分的轻视“以恶治恶”的社会制衡机制的作用，所以，中国政治就在儒学的统领下走入“人亡政息”的历史周期。在宋朝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极度发达，结果被文化欠发达的蒙古族灭亡了；明朝也由于儒家思想独统天下，被文化欠发达的满族灭亡了；清朝的皇帝们被儒家思想汉化后高喊着“孝治天下”，结果被西方列强和革命党的枪炮灭亡了。文革中我们被极端的意识形态所笼罩，孔家店再次被打烂了，我们割断了自己历史的文化脉络，阻断了世界先进文化融合的通道，结果，文化惨败，经济崩溃，众叛亲离，天怒人怨，。
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历史周期中，逐步从一个孔子的个性化思想发展为思想清洗、文化钳制和政治压迫的重型武器。从文化的沿革上似乎这一切都是由孔子引发的，理应当要孔子承担历史责任，这就是传统文化用共性抹杀个性，用集体和国家的力量抹杀个体与社会劣根性。中华文化是一个个性的集合，而非孔子的儒家文化，当西方文化以快乐地、耐人寻味的方式走进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时，我们才想起了我们的孔子，想起了儒家文化，想起了我们的文化之根。当章子怡、姚明走上了世界文化之巅时，我们要么把它当作儒家文化的传播者，要么把它们当作儒家文化的反叛，甚至于把它们的着装、饮食和语言的西化作为佐证，丑化、侮辱具有个性的、对传统文化进行革新的新派中华文化。章子怡、姚明知道孔子，但并不代表孔子，章子怡、姚明走向世界和孔子的儒家思想没有血脉上的联系，也不要因章子怡的成功为孔子的儒家文化叫好，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儒家文化走向了世界；也不要因章子怡的绯闻而玷污孔子的“圣人”形象，就理所应当的认为章子怡继承了孔子思想的瑕疵。
四、恢复孔子作为思想家的个性与尊重章子怡作为艺术家的独立人格
千年锤炼的孔子与一夜成名的章子怡之间耸立着一架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章子怡就是章子怡，姚明就是姚明，它们创造了自我，也创造了一个表现自我、展示自我的、新的文化时代。在这个文化经济时代中，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必须通过大众的文化形式，温和的、亲切的走进文化主体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在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中得到升华。当今，主体文化抹杀个性文化的现象还存在，但是，个体文化早就不再因主体文化的好恶而随波逐流，因大众的个性而随声附和，而是在不断创新中引导和开辟新的文化市场，创造更适合于个性，更适合于个性市场的特色文化。章子怡不代表孔子，孔子的儒家思想也不可能再通过政治权利的通道加以推广，孔子的治国理念已经在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下走向崩溃，但孔子道德思想仍然生生息息，延绵不断。法律上的主体与文化上的主体是对等的，孔子与章子怡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法律上都是独立的主体，孔子的思想被统治者所膜拜、推崇，甚至于翻来覆去的肢解、组装和美容，是因为孔子既可以作为统治者的精神鸦片，也可以当作专制遮羞布，甚至还可以变为千年文化沉沦的替罪羊。我们不能要求稚嫩的章子怡也像孔子一样，去承担起传承孔子文化的历史重任。我们需要千千万万个章子怡、姚明的个性创造，但我们决不能守望一个孤独飘摇的孔子，企盼用孔子的思想维系中华民族兴衰。
美国人没有文化，却创造出个性丰富的文化“巨无霸”，章子怡、姚明等文化新生代就是在吸允着民族文化的乳液，走进了世界的文化殿堂。中国人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但除了有一个用权力支撑起来的儒家“仁政”意识形态以外，剩下来的无外乎是一些被当局者视为主流文化的异类或“异端邪说”。人们把孔子与章子怡进行跨千年的比较，甚至于把以前用于咒骂孔学是“吃人”文化的“国骂”方式，去凌辱弱小的子怡和高大的姚明。实际上，章子怡比其孔子来说，成名之前，其受辱远未达到“丧家之犬”的程度；成名之后，其受凌辱也未达到“焚书坑儒”和砸烂“孔家店”的程度。如果章子怡不想成为现代的“孔子”嫡传弟子，梦想成为章子怡自己，就必然经过炽烫的“口水浴”的洗礼，方可修成正果。
丁言，曾任《市场经济导报》副总编，《文明与宣传》杂志副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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