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05-29
吴青萍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现代化是对传统文明的革命性演进过程。这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正确认识和运用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一党领导执政方式三大法宝①[①上世纪30年代，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近2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条主要经验，即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并通俗形象地称之为党的“三大法宝”。本文试图全面总结中国共产党建党85年的主要经验，以为其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服务；由于也是三条，特借用“三大法宝”的提法，有便于更多的同志记住、把握和运用。]是促进这一划时代事业取得成功的极富历史和现实意义的课题。
一、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
科学思维的深厚基础
现代化对传统文明的演进涵盖了经济、社会
及至个人等一切方面。而人自身的进步是现代化
最精要最艰难最基础的部分。无尽中外史实证明，只要（有）有了人（进步的或现代的或适当的人），就（才）能创造出惊世骇俗的人间奇迹。人的现代化说到底在于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现代化，因为人们的个体或社会行为（动）均受其观念和思维所指使。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是人类各种文明的灵魂所在，它既存于民族的文本、风俗及人们的大脑活动进行流传。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相辅相成，互为条件。前者可表现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等，后者则对人们的思想活动具有方法论意义。观念是思维的切入视角，思维是观念的诞生前提。因此，从现代化的观念更新这个层面来看，一定的思想观念产生于一定的思维方式，或者说，现代科学的思维方式是形成现代进步思想观念的必然基础。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紧扣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精神内核，是长期革命斗争经验的科学结晶。其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维立点，既体现了唯物辨证的人类进步思想观念，更展示了求真务实的现代科学思维方法，对传统文明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实现了一种本质上的突破和飞跃。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明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几千年闭关自守、迟缓往复的社会状况强化了人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理念。其观念视角是“亘古不变”的，因而思维上崇拜圣人，唯书唯上，粗略笼统，急功近利，感情用事等；用现代思维理性的精神去衡量，它们共同的实质性缺陷就在于脱离实际——不是脱离“眼下的”实际，就是脱离更大范围或更加长远的实际，这应当是中国传统社会注定落伍的根本病症之一。毫无疑问，实事求是作为思想路线的提出正是切合这个病症的良药。观察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发展历史，其特点可简要归集三方面：
1、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毛泽东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担纲第一人，他在早期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都不愧为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方法集中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上。这个具体不是一般的实际，而是个性的、发展的、联系的实际，毛泽东正是通过对这样活生生实际的分析研究，对中国农民、阶层、敌我及其他各个具体的深入把握才能提出符合客观的系列的成功的革命理论和策略。毛泽东的理论与实践是在与各种错误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斗争中实现有机结合的。比如长征时期他反对博古代表的共产国际及军事专家李德坚持的阵地战、突击战、拼消耗等常规作战思想，创造了运动战理论并运筹得出神入化，夺取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具有深入浅出的理论秉性，更易被群众所掌握，变为极具潜质的精神力量。《矛盾论》、《实践论》直到延安时期的《整顿党的作风》等系列著作有力揭示了人们落后思想和思维方面的深层病症，使大家的认识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特别是通过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人们思想得到极大解放，主动性和创造力、战斗力空前迸发。人民解放军由100多万人迅速壮大，仅用3年时间，就打败了800余万美式装备的蒋军。战争中各地依据各自实际创造了很多特色鲜明的成功战法，堪称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和平建设时期同样具有深远影响。比如后来“八大”正确路线的形成，基层“两参一改三结合”等管理经验的出现，都是显例。
2、归纳实质突破理论。传统文明从观念和思维上对人们的影响无所不在。即使毛泽东这样出类拔萃的人物也在所难免。表现在他晚年为盛名所累，开始脱离实际，后来越来越意气用事，进而从大跃进到文化革命在全国发动多个得不偿失的运动。特别是文革，虽在一定程度上关乎反对官僚主义的宏旨，但由于错误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和错误的群众运动方法，使国家濒于动乱崩溃的边缘。毛泽东后，值得庆幸的是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得以弘扬光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人坚定回归实际、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终于形成了对中国近几十年现代化逐步起飞阶段影响极大的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具有言简意赅、一针见血的辨证风骨。其认识活动中实事求是的思维特质在于尊重实际，从实际中来，到实际中去；将各个方面的实际，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国内的和国外的以及发展的发达的实际都拿来进行综合归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找到事物的实质——一般（共同）的、原则的、规律性的东西，实现对旧理论的质的突破。从真理标准讨论、党的建设到姓“社”姓“资”的判定标准，一系列重大问题都是依据实际实践来判断、抽象和演绎，进而发现正确答案。尤其是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社会主义问题，邓小平倾其近90年丰富的人生阅历和长期革命奋斗生涯的理性思考，终于提出了计划和市场的多少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著名论断，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迅速发展并主动融入全球现代化进程打下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3、围绕目的创新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她既与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有着某些内在的深层的共同的要素，同时又是一种独特的事物，拥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外在的鲜明的特色。如何认识和处理这种一般与特殊的矛盾关系是新时期能否坚持好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要领所在。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及后来的领导者准确把握这一要领，其实事求是思维的特色主要体现在围绕目的创新思想的方式上。这种思维方式旨在立足实际，包括上述的一般和特殊两个方面的实际；明确目的，即根据自己特殊的实际去争取那种一般的目的，然后紧紧围绕目的来创新思想观念。江泽民在世纪之交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既深刻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共产党客观实在的属性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关键性意义等特殊方面，也高屋建瓴地抓住了发达市场经济下对党建的综合性高要求和发展性大目的等一般方面；这种一般与特殊的有机结合，不仅有效地突破了过去那种关于党的单一的阶级性质理论，更为新时期全面扎实深入地加强党的建设乃至牵动其他的系统建设开辟了广阔的思想空间。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根据中国经济迅猛增长，世界大局和平发展的现实情况，按照中国现代化长远利益和更高目的的需要，确立科学发展观，在双赢、多赢和共赢的基点上，打造新型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这种思想比过去长期积淀下来的（阶级）“斗争哲学”无疑更具人本精神，更有普遍的人性意义，因而更务实，更科学，更便于实践。
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提供了
凝聚合力的根本动因
无须讳言，中国的现代化大门是被迫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的。为什么泱泱５０００年文明古国，浩浩４亿万人口大众，却常常被那些“蕞尔”小国，甚至数千人的的侵略军打败、欺侮？！这种深重的民族耻辱１００多年来像梦魇一样压在人们心头。很多思考者往往都集中在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寻找原因，也力图在这两方面推动改进，但最终收效并不明显。物质层面可例戊戌维新，虽然建造了规模名列世界前茅的海军舰队，却在甲午海战中被拥有较小舰队的日本海军全部击溃。制度层面可例辛亥革命，虽然数千年一贯制的皇朝顷刻瓦解，现代民主政制呼之欲出，革命先驱者甚至也看到了芸芸众生的素质尚不适西式民主，特意预期了一个“训政”的阶段。然而未待施行，革命成果即屡遭篡夺，称帝复辟者大有人在。随着先驱溘然离去，留给中国的只能是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人民积贫积弱，任逞日寇凌辱，总之，中国仍是“一盘散沙”。
中国为何“一盘散沙”？比物质和制度层面更深的原因在精神层面。在这里，精神比物质和制度更具有根本性的决定意义。构成人类精神世界的主要部分是思想观念，它规定了人们观察、认识客观世界的视角高低，获取知识的多少，从而决定了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成果大小。不同思想观念规定人们视角高低集中体现在其理想性和道德性的强弱，具体表现在宗教、信仰、理想以及信念等概念范畴。在这个范畴，人们较易超脱世俗利益的纠缠，具备寻根究底的理性，以至能够较多的运用好群体的合力和个体的潜力，加快社会的发展——这应当是现代化发达国家的一个普遍性成因。中国传统文明恰好于此存在深层缺陷。其观念文化的代表儒释道中虽也存在一些仁义善良的道德取向和美好社会的理想愿望，但总体上并没有脱俗——总目的还是现世的眼前利益。主流的儒家短肋在于维护传统官本位等级社会的利益格局；佛教早被红尘濡染失去纯粹，信徒想的无不是消灾去祸的俗愿；道教则起始就是因于延年益寿的常念，炼丹寻药莫不为此。在这种世俗功利性观念文明的教化下，人们趋（近）利自私的动物性本能必然无限膨胀，而追求理想、正义、知识、真理、道德和精神感受等文明性需求②[②动物性本能和文明性需求都是基本的人性，其集中表现在于前者趋近利，后者取远利（常常也包含了近利但被误解）。人们的趋（近）利自私性是一种基本的客观存在，不容否认也无须否定；现代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及现代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和要素配置的效率理论等都据此而来，问题在于我们必须看到这个命题为真的前提是什么，这就是必须要有现代法治。在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文明性需求方面得到更多的发育和表达。]则被压抑萎缩，社会进步的合力因而消弭，一遇风吹草动，比如吏治不好，或大的自然灾害，或外族侵犯，人们的行为逻辑必会是“大难临头各自飞”，“一盘散沙”的形成机理正在于此。
上世纪初，原产于发达西欧的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及理论体系通过近邻俄罗斯的革命传到中国。这个思想因其替被压迫者说话的鲜明立场和与中国本土朴素理想观点的某种契合而深受爱国思想者的欢迎。随着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实践和传播主体的诞生，越来越多的共产主义战士成批涌现。共产主义尤同一轮初升的红日，慢慢照亮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华民族的巨大力量正在逐步聚合，“一盘散沙”的顽疾逐
渐从根本上得到疗治。其全过程彰显着复合而丰
富的特色，因此更具长远的存活价值，具体可从
五个方面进行分析评估。首先，从先驱风范看，实现了勇于牺牲与争取解放的结合。共产主义理想信仰在中国流传之初，正值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年代，先驱们被这崇高理想的大旗所召唤，个人精神世界充满了革命解放的战斗激情和改天换地的英雄气概。像慷慨就义的李大钊、刀丛吟诗的夏明翰、舍小家为大家的方志敏等等，那些前赴后继，笑对死难的先烈何止成千上万。他们和许多还在战斗的共产党员一起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民族“脊梁”！毛泽东是其中不能不提的一名核心人物。这不仅因其心怀革命到底的远大目标，更因其创建了科学的革命思想和方法体系，还因其所向披靡的英雄气质。他有六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牺牲。他运用其思想保障革命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尤其是共和国刚建立的时候，毛泽东藐视以最强的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鸭绿江边的挑衅，决定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依靠革命英雄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方军队诛死作战三年，志愿军无畏“无败”的强敌和“空前”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英勇善战，英雄辈出，终于将对手赶到了“三八线”以南。抗美援朝的胜利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她对全世界是一个象征：中国“一盘散沙”、软弱可欺的历史从此结束了！
其次，从民族影响看，实现了聚拢民心和唤醒民智的结合。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理想实践从一开始就对许多上进份子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在长征胜利后的1930年代，延安更是成为全国知识青年向往和奔赴的精神圣地，这是民族力量发生凝聚的生动体现，也说明了人的本性中普遍存在着对美好理想的追求。人之能，在于其信。现代心理学研究发现，人们大脑中所潜在的情感力量、意志力量、探索力量等心智能力是非常巨大的，它的开发利用有赖于其信念理想的牢固程度。所谓心诚则灵，信则行，都说明了信念的伟力和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本质。三年解放战争，国民党数量庞大美式装械的军队为什么打不赢解放军？而战争后期，那些溃败如绵羊的“国军”为什么一旦为解放军所俘获改造，打起仗来马上就变成了猛虎？其战斗力从何而来？这里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人们精神世界的深刻变化。
第三，从实践主体看，实现了执掌政治与传播信仰的结合。中国共产党以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为最高目标，这个目标既是一个抽象的遥远社会的精神象征，又是一个实实在在、时时刻刻、无处不在进行着的政治运动。无论是战争年代革命奋斗，还是和平年代执政建设，都与中国的现代化以及传播共产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便是政（治）信（仰）一体的特性。不难得出，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扩散过程实质就是传统文明的转型进程。文明的转型不应当也不可能是断层式的，我们不能将历史一概地推倒重来，反而应该客观正确地认清传统，并主动运用好其中既有的规律性。传统文明的根本特点是官本位，表现在精神风尚领域也存在很强的“民为官镜”的现象（规律），而政信一体的特性恰好是合乎这个规律的，所以是有着强大生命力的。我们观察过来的社会现象，自然很容易得出“党风决定民风”，“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干部看支部、支部看支书”的普遍结论。中国共产党赞同信仰自由，她主要依靠党员身体力行来传播其共产主义信仰，当然其中必然涉及到其思想、作风、组织、制度、纪律等诸多方面。
第四，从理想属性看，实现了传承国粹与归宗先进的结合。共产主义理想虽然原产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也吸收传承了传统文明中的精华部分，因其两者的结合而更显活力完美。一方面，这个理想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社会历史观和科学的意识观、认识论的基础上，克服了人类曾经产生和实践过的各种理想中普遍存在过的唯心论、机械论、唯意志论、宿命论和空想主义的因素，因此能够准确测证现代发达国家的进步走势和总体状况，这无疑是信仰者坚定信心的现实源泉。另方面，传统文明虽然产生于农业社会，主体上很难适应现代社会，但其相关的精华思想和方法必为今天所用。比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等古来名言的理想境界，还比如“天人合一”、“中庸和谐”、“和为贵”以及“仁义忠信”等处世道德理念，再比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修齐之道，这些与中国共产党理想实践中的总体目标、基本要求和个体修养存在一脉相传、息息相关的联系。从这个角度看，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战争中对俘虏的优待及俘虏们的真情感动，还有志愿军在朝鲜的秋毫无犯，世所罕有。
第五，从和平时期看，实现了志存高远和躬行当下的结合。共和国成立后，开始了漫长的和平转型时期，由于环境的安定、工作的平淡和目标的遥远，共产主义理想信仰的传播教育比战争时期平添了更大的难度。中国共产党初甫执政，即以十分高亢的革命精神大力推行共产主义全新的理想道德风尚，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上世纪60年代前后，成了这种新文明景象最靓丽的时期。中国社会几百年积留下来的黄、赌、毒丑恶现象一扫而光，脏、乱、差的歪风积弊根本好转。共产党高官以身作则，推崇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各种各样形式灵活，讲究实效的理想道德教育深入人心。各个地区各条战线胸怀理想、道德高尚、扎实工作、事迹突出的英雄人物层出不穷，如河南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解放军战士雷锋、科学家李四光、钱学森、钱三强、普通机关干部张志新等等，他们在共产主义伟大理想激励下，从平凡工作中表现出无比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革命精神，成为中国现代新文明的楷模。
三、一党领导的执政方式具备了
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存在一个重大的认识误区：要治理政治腐败，提高经济效率，加快国家现代化，就必须实行多党制的民主政治，即美国为代表的西式民主。其实，人们一般认识的西式民主只是西方发达国家300来年社会发展积累的表层成果，其施行效果的大小是被它深层的观念文化怎样所决定的。这里的观念文化集中在平等、理解、宽容、共赢以至博爱等价值取向上，通常则表达为人们的素质——与传统文明与生俱来而入血入骨的国民属性。国民属性及观念文化的转换要经过长期艰难曲折过程。现今世界上，凡是施行多党制民主效果好的国家均是这种观念文化转型比较成功的；反之，那些主流观念文化还停留在等级、狭隘、争斗、惟私和极端基础上的国家民族，就不能通过这种民主方式取得好的发展效果。因为大家只想通过这种民主争取自己的利益，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所以搞贿赂、耍手段，甚至拼死拼命不择手段，综合看，必然没有好后果。不讲那些战火下因这种民主而流血动乱的中东、东欧一些国家，就是一直处在和平环境的很多国家都是这样。中美洲、南美洲大多国家因此而造成“软政府”，国家负债累累，经济萎靡不振。处于南亚的大国印度，虽然搞多党制60年了（这种民主观念文化的浸润更久远），但国家仍是贫富悬殊、腐败成风、效率低下，甚至一个几百人的村子，因多数人不同意搬迁都可以投票否定国家高速公路的修建。还有南亚的孟加拉，前年最大反对党的一次集会，竟被人用手榴弹炸死炸伤300多人。
相比之下，中国的现代化却稳健得多。深入分析一条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行了一党领导的执政方式。中国是后发展国家，不可能具备西方发达国家当时的相关环境，按照他们的办法来发展。后发国家经济的稳健性是由政治方式的稳定性决定的。而政治的稳定方式是由基本国情特别是观念文化决定的。中国基础差、人口多，农村人口比重大，资源相对贫乏，观念文化的总特点是官本位的，等等，这些都是抉择政治方式必须顾虑的要素。中国历来就存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政治共识，这里“君”即权威，更贴切讲即好的唯一的权威，没有这样的权威，大家争权夺利，造成国家混乱，发展滞阻，还谈什么现代化呢。从更大范围看，政治稳定决定发展稳健是普适性的。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及至文化自洽互动的成熟性不用多说，那些二战后发展又快又好的国家和地区也无不是这样的。比如韩国的经济起飞和其他现代化的扎实基石就被公认为是朴正熙军人专权统治的功劳；台湾发展最好最快的时候是国民党独自执政期间；新加坡近50年更是靠着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来创造发展奇迹的。相反，近邻菲律宾接手当初美国建立的主要经济基础，又按照美国方式比新加坡早几年立宪选举，一时被寄予厚望，但后来难免多党争夺，几度陷入动荡边缘，国家终究没有发展好。
中国共产党一党领导执政的特点一是形成了从上至下统领一切的“金字塔”状稳态组织结构，横面上，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军队五大家，党委是最高领导；纵向上，党委（党组）、党总支、党支部，分别是各级大大小小单位的最高领导。层级间，各级均向自己的上一级负责；单位内，全体均向党的组织负责。这种层级分明的原则与现代行政学的科层理论是相通的。而权力向党组织高度集中对中国的实质意义在于统一思想，减少争执，围绕核心，加强团结，便于集中有力的行动，它对克服中国人历来缺乏组织团队，散漫混乱的积弊极有针对性。这种集权方式诞生于井冈山红军时期，通过“三湾改编”，将支部建在连上，使红军力量得到空前凝聚和增强，最终成为横扫国民党数百万大军的制胜法宝。在和平建设时期，同样成为国家主动发展进步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政治硬件。如建国初期集中力量的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基本国策不动摇”之类“一言九鼎”的功效，致使中国发展持续飞跃，举世瞩目，还有数不胜数的国家大规模建设工程项目，每次胜利领导组织抗击地震、滑坡、风沙、洪水、山火等大的自然灾害的过程等，都很能说明问题。
二是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一般都具备较高的政治综合素质。由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历来都是根据个人的实际表现，按照比较严格的程序发展新党员，所以客观上保证了党员群体相对于普通群众的进步性质。党的各级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又是从党员群体中挑选的经受考验、经验丰富、德才兼备的精英份子，因而大都政治综合素质较高。改革开放近30年来，领导班子的建设坚持“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加上与外界活跃的信息沟通及经验交流，引入施行了负责制、分工制、任期制等现代管理方式，成为其工作能力进一步加强的有利因素。从理论上看，在既定的组织形式下，组织运转的效能取决于组织成员的能力大小及其是否得到发挥，而后者则往往取决于组织的领导者的胆识和魄力。事实证明，改革前20年几次争论反复的时候，正是主要领导者邓小平的力挽狂澜，排除干扰，才保障和加快了特区的开放态势及全国的发展速度。而分析发展得好的每个地区、每个部门和每个单位，虽然情况各自不同，但主要的共同经验肯定有一条，那就是领导班子强特别是“一把手”有能力。全面地看，他们确实是领导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宝贵财富和中坚力量。
三是在方法论上继承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优良传统。人们的实践行动是依据一定的思想观念指使，并凭借一定的方法帮助进行的。前者提供实践的立场和目标，后者提供实践的技术和手段，两者都是顺利实践必不可少的。中国共产党成立85年的奋斗中，在方法论上积累了许许多多的经验，形成了值得后人赞诵和继承的优良传统。她既包含前文从思想、信仰和体制等三大方面的经验总结，还可指其他很多具体的方面。比如群众路线、调查研究、艰苦奋斗、思想领先、政治挂帅、以经济为中心、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等等，这些办法既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共产党过去取得事业成功的基本保证，更是今后推动中国现代化新进展的一个领导优势所在。
四是中央领导核心锐意改革进取的精神状态。这一条最关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迅猛发展，经济总量扩展很快，整个社会已进入到由传统到现代实现根本性大转型的攻坚阶段，但限于理论不系统，改革难深入，进展没配套，各方面存在的问题呈现累积增多甚至加深加重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坚定深化改革，鼓励全面创新，这必将为中国现代化再上新台阶准备重要的政治条件。
四、运用党的三大法宝推动
中国现代化的协同进路
上述中国共产党的三大法宝是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基本保证。三大法宝之间存在相辅相成、互为条件、互动互进的辨证关系。运用三大法宝的要义就在于掌控这种关系。总的是要以共产主义理想信仰为基本视角，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基本方法，以一党领导执政方式为基本原则，系统协同，积极稳妥，大胆创新，攻克关键，使每项改进有机联结，最终取得“1+1>2”的整体效果。下面按紧迫性大小和操作性强弱具体分析六个关键改进措施。
（一）重造监委，创新党内民主。一党领导是现代中国稳健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就是民主。但民主不等于西式政治表面上的多党制，而是其实质——多数投票抉择形成的科学制权机制。中国最现实可行的民主就在党内民主。党内民主的两种主流观点——层层投票普选和党内分派竞选存在混乱、分裂之虞，更好的办法是以民主方式重造监委。⑴构筑“三权”制衡体制。撤消纪委，成立监委（监督委员会），专职监督同级党委。同时，党员选举监委书记，党委履行领导职能，改过来单一从上型的制权体制为新的三权制衡体制，其闭合的制约关系为：监委监督权-→党委领导权-→党员选举权-→监委监督权。⑵竞选产生监委书记。监委书记由所在党组织全体党员普选产生。凡在籍党员，不受党龄、性别、年龄、单位、民族等条件限制，均可参加竞选。⑶监委书记的动力和压力：在职享受同级党委书记相应的职级待遇，离职则退回原职级；可连选连任；负责监委班子组阁和聘任中层职位，薪金固定（中层以下为常任）；严格执行各项监督程序；定期不定期述职和接受质询、弹劾。
（二）办活内刊，创新争鸣方式。理论滞后既有思想或僵化或肤浅，缺乏实事求是能力的原因，也有思想媒介管理过死，缺乏百家争鸣信息交流渠道的问题。诚然，中国现在尚无须全面放开言论，对那些有悖正统、可能引起混乱，从而影响社会稳定的观点还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发表。过来这方面的职能主要是由相关各级媒介单位所办的内部刊物承担的。但稍微浏览眼下这些内刊，实质争鸣性信息极少，大体与公开媒介相差无几。这是内刊的行政化官僚管理及其部门利益刚化趋势的必然结果。如何改进？⑴首先在省会城市以上设内刊（内部报刊、网络论坛），执行百家争鸣，言论受法律保护。内刊直属同级党委，财政拨款，聘用总编（最好是中共党员）；内刊取名可赋个体特点，以期长远，出品牌；参与者（编、读、作者等）均与行政级别脱钩，经专门考试或考核，具备一定思想水平时才能获取资格。⑵由国家出资，经常在内刊组织课题攻关、学术研讨、征文评奖等活动刺激深化言论的积极性；创设年度敢想奖、破题奖等专项大奖，鼓励创见，重点扶助从事长远研究的单位和个人。⑶及时搜集整理言论成果，实用性强的要作出提案，移交决策、执行部门使用，并督促和反馈信息。⑷对各类言论园地要定期组织评议，按标准记分得出等级，与其报酬相结合；要逐步淘汰低效劣质的言论园地。
（三）科学分权，创新责权结构。公共权力在前述新监委机制的制约下，就可以大胆进行科学分权改革。这不仅是建立完整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各级各地各单位贯彻依据各自情况实事求是原则急需的政治条件。⑴现阶段，为保证党的领导有效和统一，各级党委一把手要集中由上级统管，由上一级主职提名，上一级组织审核任免。⑵关系局外的事务要有相应的统管。如关系到流域的江湖治理、关系到打假治劣的工商管理、关系到司法公正的审判管理等，因内部监督存在弊端，应专设外部的监督。⑶逐步扩大市级自主权。市是我国行政区划中重要的基本单元，具备发展区域自治政治的较好条件，可先行一步。一是立法权。使其能够从各地实际出发加强法治建设。二是人事权，副职领导由本级任免（或由主职提名，本级党委任免）。三是机构设置权。除必须垂直管理的机构，其它机构的撤建、定名、职能、编制、归口等均由市级自主决定。上下级的日常工作联系，由办公室归口办理。
（四）民荐党员，创新训育方法。在中国，人民群众政治素质大面积的提高有待党组织民主化的加强。在党内民主取得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可尝试在群众中间开展民荐党员活动，以扎扎实实训练培育大家的民主实践能力。⑴民荐党员就是以普通群众投票方式来推荐优秀党员、入党对象和对重大党事、政事进行的民主测评。其结果必须列入相关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并将议决结果专题上报和向社会公开。⑵先试点，后推开。大体是由各个社区组织，定期（年度和任期）、定事（预先公开）、定人（投票者范围）进行。⑶投票前，可酌情安排适当的相关事宜公辩演讲活动。⑷公费投选。设立投选基金，来源为公共开支和社会捐赠。捐赠个人授予相应的公益荣誉。基金进行透明化管理。
（五）党政一体，创新精干政治。党政分开的理论基础是多党制民主政治，一党制下（进而如上述搞党内民主）原则上不需要党政分开。过来勉强推行党政分开造成了矛盾扯皮、机构膨胀、人浮于事、效率降低等普遍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广东中山、顺德等地自主进行党政一体的机构改革（是否首创？），有力克服了膨胀低效，影响很好，应当认真总结经验，并根据实际情况逐步推广。目前，可通过新的试点由下而上推行党政一体。目前实际状况允许市以下党政均可合并。可先规划党政一地（院、楼）办公；书记和常委均兼任市长、副市长；相近职能单位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为创造精干型政治打开局面。
（六）法分两系，创新法治格局。中国的民主法治建设尚存两大悖论。一是民主法治孰先孰后？先民主可能乱而不能法治；而先法治（强政府）因缺民主监督仍不能达到目的。二是宪政与党治如何协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宪法的至高地位及人大的权利机构性质三者究竟如何关联，如何自圆其说？其实，这些悖论都是因为从既定的概念或人家表面现象出发粗浅思维的结果。抽象各国（特别发达国家）民主、法治（宪政）最本质的东西后就不难得出：民主≠多党制，民主的实质是依靠多数投票抉择的现代管理方式（于是第一个悖论就可为新型的党内民主所破解）。同理，法治（宪政）≠多党竞争和议会决策，法治的最本质就是按照白纸黑字的规定办事。从这个根本性的定义推理，也不难得出破解第二个悖论的改革构想：将国家整个法律章程规定的拟订、修改、文本和实施体系分为政治类和非政治类两大系类；前者主要管党治等政治事务，后者管经济、民事、刑事等非政治事务；设立《临时政治大法》（与现行宪法基本精神并不矛盾），形成典型中国特色的政治法治格局。
（作者系岳阳市委党研室副主任）
主要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
《中国共产党历届中央委员大辞典》中组部、党研室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
《二十世纪湖南人物》何梓林等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
《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孙载夫人民出版社2005年
《比较现代化》布莱克编杨豫,陈祖洲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人的现代化》英格尔斯殷陆君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马斯洛与健康心理学》秦龙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
《跨世纪的思维方式》陈颖健日比野省三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8年
《世界现代化进程》钱乘旦等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协同论》郭治安沈小峰山西经济出版社1991年
《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