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05-29
梁羿
一
在《南都周刊》对“韩白之争”所涉及当事人的采访中，我们看到了京沪两地大腕批评家们的集体沉默。当然，他们有他们各自的理由，或不方便说，或不愿意说，或没看清楚，还有的从来就没关注过。“这是一个沼泽地。一谈我就掉进陷阱，谁谈谁死。”连一向观点新颖、立场鲜明的朱大可先生也如是说，看来对这事三缄其口是批评家们共同选择的最稳妥也最聪明的法子。
对现在批评界的现状心怀不满的早已不是一天两天，一代两代人了，古清生先生的愤激陈词就是一例，这位自称“一位关注中国文学的职业写作人”的一篇《撕裂，还是正本清源？——就韩白之争致全国作家和编辑的一封公开信》犹如一记重拳砸向沉寂的文坛的时候，让人看到了一个靠自己养活自己的中国文人的绝不放弃的执著和毫无畏惧的愤怒。
古先生看样子是想要掀起一场得道多助的批判风潮了。先前只是独见他弄枪舞棒，朝着白烨头上那正儿八经的官帽挥舞而去，说实在的，看得让人爽快不已，但越爽越觉得不是滋味：这个本该由年轻人自己来扛的反叛大纛现在却只有一个古先生在声嘶力竭地独立支撑着，羞惭不过，便想来结结实实地叫一嗓子：“‘80后’批评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二
众所已知，韩白之战已然谢幕，但在我看来这场论战犹如春天的一场沙尘暴，让人感觉是那么的糟糕，狂风尽吹，走粒飞沙，免不得有人紧闭双唇，有人眼里揉沙，似乎都不是好受的。倒是将舌头隐藏的，还有一腔的难言之隐，而那抹出沙粒的，一时感觉却分外舒坦。当这股风暴横扫文坛，把一些遮遮掩掩从人们眼前刮走吹尽，裸露了平日鲜为人知的内幕实情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是该感谢这场风暴还是感谢春天，毕竟，春天是沙尘暴放肆的天堂。
需要提前申明的是，身为晚辈，我对白烨先生所表示的礼貌是因为来到这个世界的次序，可对他的评论文章，我有我说三道四的权利。如果批评是一种权利，那我将决不放松我的这一份权利，如果自由也是一种权利，那我更要充分享受这一份自由，这自由，当然包括行文的无拘无束。也许会有敏感的批评家说，你这不叫批评，这我没话，但你们把批评写成那样子就能叫批评阿！还有，也许文中会有让老练的批评家觉得涉嫌人身攻击的语句，这可难说，对现有批评规则我的确很是陌生，批评技巧更是缺乏训练，但若是要把没留意碰着了几根汗毛就当成是人身攻击，那现在批评家们的神经绷得也太紧了，这样紧绷的结果很简单，一碰就断。
对于白先生的批评文章，据古清生先生以及一些同道中人再三言及，不少以为他是一个超级废话制造机，甚至有人直陈其基本就不懂文学。起初还不太相信，鼎鼎大名焉能难副其实？但看过三五篇后，连自己也不能不为之折服。为了摸清他的底细和套路，我又费时费力地在废旧报刊堆里找出若干篇他所擅长的鸿篇巨制来，结果呢，“真是不研究不知道，一研究吓一跳，白烨先生的水平之低，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竟然和古先生得出了惊人一致的结论。即便如此，我还是很感谢白先生，也很佩服白老师，这让一个曾经对文坛前辈崇敬有加的后学实在大长见识。
“文学批评家”白烨先生的三板斧，早已看得清楚。再看他对“80后”的批评，那三板斧的力道便也心知肚明。在对“80后”亮出他那百试不爽的斧功之前，先来看看即将上阵的白先生是如何为批评开道的。
他率先从概念的澄清开始了他的批评之旅。按他在文坛驰骋多年的经历，能登上文坛的作家都是先有了作品，然后才被理论家们为了研究的方便纳入到一个体系里边，被冠以一个名目，而现在却不同了，作品随着作家的命名便堂而皇之地上得台来。对于这样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着严格学术训练的文学批评家，本该下点功夫对此分析个究竟，看它产生的动因、现实的背景、存在的根由以及命名是否合理等问题，接着再来梳理脉络、研究文本、鉴定品相，然而白先生却无此用心，一时兴起便窜上本不是自己该上的戏台——在白先生却并不以为如此——这就怪不得后边发生的事情让自己难堪了。
不难看到，他对“80后”概念的产生及成因根本就没有做什么资料搜集和现象分析，虽然他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的含混难解，但只是因其已然瓜熟蒂落，早就成为众所周知的概念，便躲避了这个无须辨析也许本来就无以深解的概念。作为晚辈，我似乎没有资格来这样要求一个已有多年实战经验、剖析过无数文学案例的批评家来做这样看来毫无意义、已是既定事实的东西，但在我以为，作为一个态度严肃而且语言精充沛的批评家，似乎不该有这样的疏忽大意或含混不清。如果这样的态度是由于自身理论素养的欠缺造成的，那也就算了，可如果不是，那就只有态度的问题了。
“‘80后’这个概念现在看并不十分准确，包括‘80后’的作者自己也很不满意，但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概念来替换，因为‘80后’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现象，还不能说是一种具备了文学思潮或文学流派特点的文学倾向，只能先用这样一种年龄和年代的概念来概括。”这样的说法叫人看了，不得不让人失望而且感叹，技术高超的批评家对现实问题已经没有了应付自如的阐释能力，但即使是这样，我也还是为白先生的无知者无畏的勇气所折服。
说到这点，另一位比他小好多岁的批评家王晓渔先生发现问题的意识就很强。他对此一概念的质疑和分析虽然早在2004年，但确实给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从表面上看，“80后”似乎指整个80年代，其实它只指向80年代前期。2004，在网上有一份所谓“80后作家名单”，搜罗了近百位写作者，但1985年之后出生者屈指可数。“70后作家”在2000年前后集体浮出水面，当时他们的年龄在20到30岁之间，正是初现光芒的时候；而“80后作家”目前仅仅在14到24岁之间，本应处在黑暗的学徒期，现在却陷入两难境遇：要么提前歌唱、要么被遗忘。如果说“70后作家”遮蔽了70年代末出生的写作者，“80后作家”的命名暴力既“谋杀”了那些出生于80年代前期的不愿意提前登场的写作者，也“谋杀”了几乎所有出生于80年代中后期的写作者。
这种命名暴力不仅遮蔽了那些沉默的写作者，也忽视了“80后作家”的内部差异。比如胡坚和张悦然完全属于两种文学风格，又怎么能被归纳到同一个文学命名的旗帜下？鉴于此，媒体普遍使用了“偶像派”和“实力派”的两分法，朱大可先生也特别指出北京作者偏向于描写叛逆青春，而上海作者偏向于描写小资生活。如果要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势必要打破“80后作家”这一整体性概念。
看完这见解，再来看白先生的陈述。完成了对概念含混不清的梳理和语焉不详的表述，接着就要开抡这三板斧了。当然，这三板斧也是因人而异的，在此，我只说他那三板斧在对“80后”这一群体上的具体应用和实际操练。
要说这第一板斧，其实就是老一套，我不是批评家，不懂得批评家操练的术语，简便点，我就叫它“画画圈”。按白先生自个做的简历，在1998年的时候，他被春风文艺出版社聘为“布老虎丛书”北京编辑部主任，两年间所做的文学图书中，“其中有一本《我爱阳光》，是上海一个女中学生许佳写的，她就属于‘80后’。”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是1980年后出生的，你就已经属于了一个群体，那就是“80后”，这是白先生的思维。当然，这和先前的概念模糊是一脉相承的。如果是简单的思维也倒罢了，可这是学术研究阿，还是国家课题呢。自从“美女作家”这档生意做得已经没有油水了，便又将目光投向“80后”。据现有资料的了解，白先生对“80后”倾力关注并在他的学术研究中作为一个全新的内容就是在去年。虽然在2004年初，他就曾为《我们，我们——80后的盛宴》写过序，但真正俯身躬耕于“80后”这块他觉得大有希望的麦田时间还不是很长。可谁能想到，就在他把这个当作他所致力的学术研究、国家课题的时候，一个书商看“80后”似乎气数已尽，于是策划了一套“告别80后”的丛书。书商总是比批评家思维敏捷、动手要快，这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但在此问题上，也可以见得我们批评的缺席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那就是“80后”一股脑地被拖入了市场的黑洞。他们宣扬，本丛书是以一种文集的方式对“80后”做一个告别仪式，以此为起点，真正告别“80后”的商业写作，走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而“撕掉80后这张可耻的标签，还原少年作家的文学本色！”就成了他们宣传的又一个口号。于是，在喧嚣和热闹的背后，“80后”真正有实力的写作者好像已经开始淡出“80后”这个原本是名利场的垃圾坑。按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极度厌恶这个带有侮辱性的命名，欲除之而后快，可让人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却从来都不说自己也曾在这张大锅里分得了一杯味道不错的羹。
这怎么了得，身为文学批评家的白烨马上开始反驳。他认为“80后”这一概念远未到告别的时候，“确切地说，‘80后’在文学的道路上还没出发，他们一直游荡在市场和文学之间。很多人对这一概念提出异议，但什么概念能将这个不同写作风格、不同写作内容的群体概括出来呢？”他认为，“告别口号的提出一方面是‘80后’内部矛盾的公开化，另一方面是书商在炒作新的概念。”而“从文学的角度看，‘80后’现在是方兴未艾，据我了解，很多出色的学生写手现在还没有冒出来。告别‘80后’对于这些年轻写手，对于他们文学观念的提升，不具有任何实质意义。”此一态度给人的感觉不像是一个批评家，俨然如教主一般，根本无视“80后”们的难堪和反感，似乎还有一股我不说停谁能停下来的气势。紧接着，他便正儿八经地为“80后”做起了一厢情愿的“保姆”。于是我们便看到《80后的现状与未来》这只体积庞大、人数众多的超级摇篮。按白先生的想像，摇篮摇起来，这“80后理论代言人”的交椅也就坐稳了。淘淘地没坐几天，也正值博客蔚然成风，觉得奇文共赏习析嘛，贴到网上也许还能看见斧头刮下的不少树叶呢。这不贴也倒罢了，没想到的是，一贴贴出了一场风暴。现在看来，如果当时白先生不贴，那实在是太可惜了。
这是后话，再来看看白先生的第二板斧。栅栏围定了，就该逐个“点点名”了，换个说法就是“数数人”。于是所谓的“80后”们便一个个被提溜起来，不管人家事先是不是承认身份的归属，就开始指名道姓地逐个解剖开来，并不时看好这个又小视不得那个，一副诸将须听将令的神气：
张悦然，“又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水仙已乘鲤鱼去》，我看后觉得她已大步走出了青春期写作，进入了成人的境界，她会是很有前途的一个。”
彭扬，“他的写作中表现出的这种积极的倾向，是在‘80后’写作中值得倡扬的；而这也表明，‘80后’的写作存在着多种可能性，它本身就是丰富的和发展的。”
尹珊珊，“就综合性的文学素养来看，她的造诣较好，因而我很看好。”
这两板斧下去，问题已经处理了一大半，这接下来的第三板斧，就得给“指指路”了。
郭敬明，“本来有着非常出色的文学素质，他有向纯文学写作发展的本钱，但现在来看，他已成为一种商业文化的符号，已很难摆脱市场的影响，走回纯文学的写作了。”
张悦然、李傻傻、颜歌等，“比较专一而潜心地从事写作，不大考虑市场因素，与商业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但他们可能一直会面临一个文学与市场的纠葛问题，而他们的成长与进步，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在处理这一矛盾时的能力。”
杨哲，还有一些人，“可能随着兴趣转变或职业定位，会在文学（或艺术）与传媒（或大众娱乐）之间游走，比如从事影视创作，从事传播艺术等等。”
以我卑下的揣测，这个从心里自以为“80后理论代言人”的人，解玺璋先生视之为“80后保姆”的人，最终不过是一个“80后”们的狼狈脚注。这也是后话，现在只能自以为是地作此不着边际的猜测。
白先生非常“有义务也有责任”地为之操持，而且还不断呼吁文学刊物不能缺席，这个愿望现在似乎已经部分地得到实现，因为《收获》《芙蓉》《花城》《小说界》《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刊已经有了“80后”的身影，不知这是不是白先生呼吁的结果，但按理说终归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伴随着三板斧的是白先生对“80后”的认知“三步曲”：不以为然，吃惊不小，小觑不得。从这三步来看，也体现了一个对新事物常见的认知过程，更不能忽视的是一个身居文坛之上的批评家对文坛之外的晚辈们极力扶植的努力和寄予厚望的支持，可谓感人至深：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所谓“票友”是个借用词，用来说明“80后”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他们现在爱好写作，所以就来写作，将来怎样还很难讲，因为他们现在大多数人还是学生，以后毕业了是不是还会坚持写作，还会热爱文学，那就不一定了，至少目前还是未知数。
要说一个批评家靠这三板斧起家是可以的，但到什么地方也是这架势那就怪不得那么多愤愤不平的看客和不吃你那套的“80后”们了，首当其冲的韩寒，更是最看不过眼。
三
原本还想看到斧头之下簇拥而来的树叶，不想，刚贴上去没几天，一团势大力沉的怒云便呼啸而来，乍一看，来的不是“车手韩寒”的四个车轮，而是“作家韩寒”的三寸之舌。只看那如刀大舌，虎虎生风，一刀下去，桃花四溅，两刀下去，体无完肤，还没彻底明白过来，但已然抵挡不住，此时若还不抽身而退，那只有落得身首分离了，好在这是网络博客，还可以闭门锁阵，于是一溜烟儿，绝尘而去。
韩寒觉得他装得太厉害了，我倒不觉得。说体制内的作家都是一群伪君子，我不赞成是因为耳闻目睹过不少体制中人，有一些专业作家良知犹存，也还做着正儿八经的事情，但也有不少，确实就是真小人，而且这些人混得人模人样的，也正驰骋在宽广无比的文学的操场上。“装”是刻意的，但在我看白烨不像，他已经习惯了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来看待一切写作者，这是我们所能理解的。在我以为，说他们中了体制之毒，倒是比较恰切。缘何如此说？他们这批人自打从事写作之初，就已经懂得文坛秩序的井然，体制的严酷，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现状或获得显赫的声名地位，他们通常都经历了投师拜佛、成名立腕、叱咤文坛这样一个极其艰险而动人心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曾受过文坛长辈的锤打和教训，更受过同辈文人的诋毁和毒手，可以说为了出人头地，该经历的争风吃醋，卖友求荣，你死我活，都早已经见惯不惯，麻木不仁了，及至自己年老日衰，写作疲惫，也就不争那个名夺那个利了，于是便为文坛新来的年轻人颁发起了文坛通行证。他们大多掌握着文学期刊这块阵地，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从这块阵地成长起来的，想当然地也就认为时下的文学青年们也得走这条通往文坛的大路，所以把持了刊物，干起了连帮带的任务，美名其曰“扶植晚辈，提携后进”，这样的场景，在文联、作协一些单位表现得尤为出色。他们中不少人都这样以为，想当年我为上这个坛付出了多少，现在也该享受你们后辈们的孝敬了。然而让他们惊恐的是，万没想到还有这么一群毛猴子不需要他们的引荐，不需要他们的照顾，不需要他们的允许，就在自己精心维护多年的坛子上蹦来蹦去，本能地便要跳将出来，指指画画。其实，在“80后”的世界里，天下已经不是他们自以为的天下了，江湖也不是他们所驰骋的江湖了。
他们不以被豢养着在体制内写作是一件很难堪的事情，也许也曾有过挣扎有过反省，但久而久之，也倒自然而然地认为这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和这些人接触过，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生活稳定，职业体面，身份崇高，地位边缘。他们也曾写出过一些风云一时的作品，但现在看来多已不能再看，说是废纸一团也差不多，不过是为改变生活境遇、转折人生命运而作。曾经的年少轻狂总要在长辈们的严厉告诫中夹起尾巴，不知将多少精力时间耗费和磨损在了文人相轻和你争我斗中，为获得生杀予夺的权力和令人目羡的地位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和钱财，也知道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屋子里腌臜着的是些什么人，但就是舍他不得，因为一旦脱离体制，谁知道把自己整成啥模样。说是养尊处优也罢，说是无病呻吟也罢，说是互相倾轧也罢，在我看来，他们的确一边承受着自我阉割一边多少违心地写作着，虽然有的人并非如我所说，过得不仅舒适而且快意，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的作家们——那些由纳税人的钱供养着的专业作家们，为我们创造出了多少真正有审美价值、可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又有多少可与世界文坛的大家们叫板的杰作？
我无意也没有资格指责这些前辈们，但在我看来，这样一种成本高昂的写作似乎不应该再被当作写作的唯一途径了，在某种程度上，它不是在张扬生命而是在毁损生命，不是在创造文学而是在戕害文学，不是在健全作家而是在阉割作家。在这一点上，我觉得韩寒的写作方式在当代写作者的构成上，开阔了不小的疆域。不管这疆域是怎么获得的，起码为后来的年轻人提示了一点，写作的路途已经不是唯一的了。我们不是没有获得文坛的认可和接纳就不叫文学写作了，我们照样可以写作，照样可以赢得欣赏和赞许，也不是所有的写作者都要循规蹈矩地在文坛长辈的关怀下、唠叨下乃至苛责下才能踏上写作之路。
其实，包括韩寒在内的“80后”的众多写作者，只是把写作当作一种兴趣和爱好，也并没有强烈地愿望要被文坛认可或者接纳。文学期刊在时下的惨淡经营下，很多已经变成了朋友汇聚、交换私货的私家花园，而想要表达的人却是越来越多，于是大众的诉说欲望撑破了狭窄的文学孔道，而改在网络上四处泛滥起来。虽然在我看来，梦寐以求被文坛认可的还有很多年轻人，他们也在孜孜不倦地在文学期刊的阵地上跋涉着，但他们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兴趣和爱好，而非像前辈们背负了沉重的生活包袱，寄予了相当的文学期望。既然如此，文坛长辈们也就不要一厢情愿地将人家拉进圈子，因为人家并不买你的帐，甚至还很看你不起，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都是被养呆了养傻了的，没有资格来教训他们。吴亮先生一言以蔽之：“白烨批评韩寒在形式上是在讲道理，其实没有道理，韩寒反驳白烨在形式上很不讲道理，其实很有道理。”
问题不是出在彼此的争论上，而是连带牵扯出来的一系列让人怒火中烧的事实，让人看到了一个变色龙一样的真实白烨。对于白烨以及学术体制的质疑和叩问，古先生已经写了不少文章，对白烨这样的半官学半书商的典型案例已经有了初步的分析和鉴定。这些鉴定材料虽然还有待继续挖掘和审核确认，但从白烨接受《南方周末》等媒体采访时对某些尖锐问题的躲躲闪闪，至少可以看到在有些事实面前，他是在以不回避的方式隐藏着一些以为人知的事实。怪不得《南都周刊》甚至干脆用了《是谁放跑了文学腐败分子？》这样令人深思的标题来叩问，其实思考是一回事，叩问是一回事，光思考不叩问，只能知道谁是文学腐败分子，光叩问不思考，则只能放跑了文学腐败分子。
四
看到古先生在抽筋拔骨地追溯白烨的斑斑劣迹、不厌其烦地撰写生猛叩问文字的时候，我总在想，更为年轻的批评人们都到哪里去了？
很早以前，批评家张柠就曾适时指出，“80后”文学应该有“80后”自己的批评家，年轻的写作者和年轻的批评者应该同步。能看到这点，可见一个批评家的锐利眼光。他又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批评家，80后也应该有自己的批评代言人。80后不要只是盯着“偶像”、“实力”，不要老是等待经纪人的出现，他们应该自己对自己进行总结。年轻一代也要有自己的批评家，不要等到三十岁才搞批评，更不要试图通过阐释几个老作家而成为批评家，要直接对自己的同时代人说话。像我们是比较熟悉90年代前后那一块，对于80后人的经验，大多数人还是比较陌生的，保持着文学阐释力的人更少，而更多的人则面临阐释力的丧失。文学批评和理论研究不一样，文艺批评必须和写作同步。什么人能够同步呢？你们自己才能同步。
前辈的殷殷期盼实在让身为后辈的年轻人感到脸红。就在这场争论还在进行的当儿，疑问似乎有了答案。看到一则媒体采访，记者问葛红兵：“除了白烨，80后新的‘理论代言人’在哪里？”他的答案是：还在学校读博士呢！据他介绍，在今年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已经有人在做“80后文学研究”，而随着这批博士硕士进入文学批评界，对韩寒自称的“个人纯文学”的关注，也将为期不远。
我一看这样的回答就乐了。这就好比是一场足球赛，双方队员都已经激战正酣呢，而且已经发生了殴打事件，而且已经由最初的单挑发展为集团式的群殴了，我们的裁判还在对着教程本本学习执法规则呢？我看等他们都出来了，“80后”也许早已被扔进垃圾堆了。由此生发了一点小小的感叹，你以为他们出来就能任由他们拿着标尺来评头论足？你觉得韩寒
这些人不吃白烨这套就吃他们那套吗？
记者还问了一个让人操心的问题是，尽管这些头角峥嵘的脑袋，已把“80后”这顶帽子撕扯得濒临破碎，可这顶公共帽子何时才真正破碎？葛红兵的回答是五年。说葛教授自信得有点自以为大概不错，但愿在葛教授培养出自己的文学博士硕士的时候，在把他们推上文坛的时候，我们还能看见“80后”的存在。
除了这些还得等好久才能跨进文学批评界的精英们，还有一群草根派的批评人早已捷足先登了。在一本叫做《十少年作家批判书》的书的序言里，我看到这样一段话：“批判不是批斗，批判所起到的作用无非是如一味强心剂和清醒药，使虔诚的写作更加虔诚，使虚昧的写作从此清醒。这种批判即使不是必然的，也一定是必要的。”就在这自吹自擂的自我确认自我推销的宣言下，我看到一串串眼花缭乱的修辞：韩寒不过是一把破损的旧钥匙，郭敬明的写作已是小太监文学的末路，小饭的花儿不能这样开，少年胡坚的单车还能骑多久，在如此让人目迷五色的名词簇拥之下，别扭的用词、拙劣的比喻、混乱的概念、无理的谩骂，比比皆是。这样的批判文字要说能够达到他们所希望的打破文学批评界的沉默，似乎还有相当的距离，但相比之下，和书商一起制造批评废话、生产话语垃圾倒显现出了他们无比快捷的反应能力和奔跑速度。批评人一旦和书商们合谋，那只能肥了书商，瘦了批评，这道理，显然他们还要向白先生请教以身试法的教训。批评的短暂缺席导致了批评的急功近利，而急功近利的批评无异于批评的自残自杀，其中受害最大的却正是批评者自身以及批评本身。批评如斯，害莫大焉！
也许有人已经听到，在这场声势浩大、喋喋不休的争论中，有一个总被淹没的声音——韩寒在说：我只代表自己，不要将污水泼向整个“80后”。同样，白烨也代表不了文坛，充其量是一个久居批评界的掮客，但他却总站在他所认定的“文坛”上发出自己不果断也不切实的结论。文坛，是你所能代表了的吗？就像“80后”一样，并不是韩寒一个人说了算。从这点看，韩寒似乎更有自知之明，但我要问的是：“‘80后’又是一个什么东西？”
说到这命名，朱大可先生在《秽语爆炸和文化英雄》中注意到：“奇怪的是，所有这些冲突都受到韩寒”80后“身份的屏蔽。这个书商炒作的伪概念，竟然成为价值判断的逻辑前提。”他说“80后”是“伪概念”，事实上，在我看来，这是一些“80后”和书商的合谋，而并非书商自个的创造，但是，可以见得新一代的写作者正在寻找被广泛关注的途径，而在寻找的途中适时地造势，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不过，波及到了文坛，触碰到像白烨这样的批评家就真成了事，而且被弄得沸反盈天的。“但它却多少表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反叛的旗帜，已经部分地转移到了青年一代手里。”确如所言，还是朱先生看得清楚。
青年一代，是阿，“80后”也只是青年一代中的一部分，这倒又让我想起了王晓渔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不容遗忘的是，当80后作家风起云涌时，更多的80后写作者正潜伏在媒体的霓虹光圈之外，度过他们黑暗而又寂寞的学徒期。尽管他们目前还不为人所知，却有幸逃脱“自杀式写作”的致命伤害。我们不妨这样说，批评界需要关注1980年代出生的作家，但首先要告别“80后作家”。
该是我们把“80后”这顶沾满口水和肮脏手印的破帽撕破扔掉的时候了，不管那些年轻的写作者在这顶帽子下获得了声名还是沾染了晦气，还是那些想把这顶帽子死死按在他们头上的形形色色的大手，都不该再让它有生存的空间。这就需要更多双年轻的手，强有力地伸过来，把自己的力气使出来，把自个的家伙亮出来，让文坛的前辈们看看你们的实力和气魄，也不要再让那些不着边际的指手画脚、不怀好意的班门弄斧来干扰你们的写作。
说到这里，题中所指似乎已经变得更为明确了，借“‘80后’批评家”之名实在是不得已，而真正要呼唤的，是那些还有热血热肠的年轻批评家们，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当我们看到写小说的小饭义愤填膺地追讨白烨特别激动地认为他的鸿篇巨制充其量只是“文化现象分析”并希望“理想状态是全民反白”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同样是写小说且已经深入到文学期刊腹地的李傻傻为韩寒“到后面没有更深的观点支持自己”反而“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而感到遗憾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写了很多好看小说且让白烨十分看好还被邵燕君进行过文本分析的张悦然说出“说实话，我觉得评论没什么标准，只能凭自己的良心了”的时候，
我们同时代的批评人，那些有着先天优势和浩大气魄的、具备了文学阐释力和文坛反叛力的批评家：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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