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02-20
释仁哲
很长时间我都搞不清我什么放弃了苦读数年的工科专业，并对“科学”这个我曾经深为尊敬的词语充满了厌恶。直到读了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小传，我才明白一切是怎么回事。这是因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很可能他们也是自然的开创者，但是在历史的角逐中，他们却往往成为理性的侏儒。有些东西看起来挺好，但是却总觉得有着巨大的缺憾，我们称之为缺少灵魂。大力士徒令人敬畏，但也为人所鄙，因为他除了蛮力一无所能。只拥有专业知识而缺乏智慧的人，只配当“工匠”而不可能是“大师”，同样的，科学家精通自然的知识，但是对于“什么是人生”这样的问题的解读，甚至远不如饱经沧桑的文盲。
邓稼先作为“两弹元勋”，一直是以默默无闻的无私奉献者的形象而为人称道。他的确可以成为像雷锋、张海迪一样的“典型”，被当作一面大旗高高的树立起来，以激励后辈像他那样，放弃在国外的优厚条件，毅然回国隐姓埋名，在苍茫大西北的恶劣条件下，耗费人生最后一丝能量。我们且不讨论这样的“科学模范”会不会像雷锋、张海迪那样有宣传的虚假性和人工粉饰，也不讨论有多少学子仰慕这样的大旗，我们只说这样的人值不值得我们敬仰。请不要忘记，邓稼先为之奋斗的事业并不是人民的福祉，而是用于战争、毁灭人类的原子弹和氢弹。在国共内战时期、朝鲜战场上、早期台海危机的时候，美国屡屡威胁要用核武器教训中共。中共高层深感脸面无光，也深感恐慌，发誓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于是才有了陈毅的“宁要核子，不要裤子”的“名言”。邓稼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了中共的愿望。
没有高尚的武器制造者，即使是打着爱国的旗号。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柏教授，在一战时不仅研发毒气，并且在1915年4月22日亲临前线，组织和指挥了世界上第一次实战应用的大规模毒气战，毒死了五千到一万五千名英国和法国士兵（也毒死了几百个德军士兵）。他因此得到了德国颁发的铁十字勋章，获得了“化学武器之父”的称号。诚然，他的初衷是为了祖国赢得战争，获得大国地位，但是他的工作却让无数人陷入了梦魇般的境地，更让人沮丧的是，他开启了无比可怕的潘多拉魔盒。据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上台后，因哈柏是犹太人而将这位“功臣”驱逐出境，并焚烧了他的著作，最后竟然用哈柏自己研制的毒气杀害了他数以万计的犹太同胞。
科学和技术没有天然的伦理，像弗里茨?哈柏这样的鹰犬，越勤奋工作人类就越倒霉。哈柏钟情的是毒气，那么钟情核武器的人又如何呢？勋章的肮脏之处就是，它被颁发给屠夫。爱因斯坦晚年因写信劝说罗斯福总统研制原子弹而懊悔不已，而另外一些人却不遗余力地将裂变和聚变建设成军队的战斗力。有人说，有了核武器是成为大国的必要条件。这样命题的荒谬已无须辩驳：建立在毁灭前提上的战争胜利有什么意义么？如果不是我们当年疯狂地制造对它国的敌视和仇恨，为什么又希望核武器来保护我们？而且，核武器为苏联带来了安全，还是使它免于解体？我们的经验往往是，某些无赖而独裁的国家，为了继续自己的亡命统治，把政治赌注押在了核武器上，以此建立一道“铁幕”，像疯狂的歹徒一样抵御任何进步潮流的“侵蚀”。或者，存有野心的国家，把核武器当成是实现霸权或“伟大复兴”的催化剂。再或者，某些恐怖组织，将之视为勒索、对抗人类的法宝，当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随着蘑菇云而消逝的那一刻，他们获得了无上的快感。
邓稼先也许是值得钦佩的劳动者，却绝不是供我们膜拜的雕像。当年的人们没有理由因为原子弹的爆炸而雀跃不已、泪流满面，就像今天的我们没有理由为足球进入世界杯、加入WTO、申请奥运会成功而欢呼一样，时间证明了这是多么可笑又无聊的事情。原子弹为保守、愚昧、凶残的统治者提供了底气，使他们对内对外都变得强硬、极端、冥顽不化。邓稼先在充当了帮凶的角色之后，获得了若干“荣誉”作为补偿，足见他也是一个被利用的可怜的人。那一代人是“高尚”的，强调奉献，不屑谈个人的得失。但是谁享受了劳动果实？又是谁不劳而获？总有一些人，让他人“蜡炬成灰泪始干”，自己却恬不知耻的索取。邓稼先他们在大漠磨灭了生命中最宝贵的年华，换得一些人等在办公室内张牙舞爪地发号施令。没有人因为邓稼先的工作而免于饿死，免于失业下岗、免于无力享受医疗或者免于政治清洗，喜欢他的人，就是喜欢原子弹的人，也是喜欢只下蛋不吃食的母鸡的人。历来被糟蹋的知识分子，大多是所谓的“人文知识分子”，遭到打击的从事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比例很少，因为他们是“有用”的，而且是“听话的”。正因为如此，以邓稼先为代表的科学家的价值，往往取决于统治他们的那些人。他们既可以是造福的天使，也可以是毁灭的撒旦，但总的来说，他们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一样，只不会是些没有自我的“工具”。
而杨振宁却是知识分子另外一个极端：一个追求“自我”，或者说追求“自我福利最大化”，更通俗直接的说，是追名逐利的知识分子。他曾经不无得意地说，很幸运地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头作了对自己人生最有利的选择。他因为“他所持的中华民国护照在出国旅游签证时非常不方便”，便加入了美国国籍，据说他父亲至死也没有原谅他。他也许很庆幸自己没有像他的同学邓稼先那样，劳累了一辈子却无缘享受个人的荣华。但是在晚年，却回国投机，频频会见政府官员，并和清华大学暗送秋波，称赞“清华的本科教育应经超越哈佛”，当然清华也回馈给他优厚的待遇。有人说他剽窃了李政道的研究成果，不光彩得赚取了大把的美元，但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这个巨大的光环足以让人对他抱有尊敬。而他在回国后，频频走穴、到媒体搞噱头、和政客们眉来眼去，我们颇有微词但还不至于否定他。当他不致力于研究，甚至不再授课时，人们便不禁怀疑他回国的目的。终于在“爷孙配”之后，他遭到了一致的唾弃。“（翁帆是）上帝恩赐的最后礼物，给我的老灵魂一个重回青春的欢喜”，从这句话我们看到了一个恬不知耻、以欲望为乐的人，一个道貌岸然的老者轰然倒塌了。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不消说士大夫，即使是稍微读过圣贤书的人，都应该是道德操守的承载者，在他们身上应该体现正义和良知。但是，自从知识分子分化成“人文知识分子”和“科技知识分子”之后，后者便不再拥有这一功用了。他们客观上是“工具”，主观上却又和旧知识分子一样梦想着“治国平天下”，但是囿于对政治的无知，他们往往是有奶便是娘的投机主义者。回首看杨振宁，一路高歌赞扬大跃进、四人帮、“批林批孔”、华国锋、邓小平，毫无判断力和起码的常识。对政治有着巨大的热情，但是又有着巨大的无知，可能是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特征。于是杨振宁拖着八十岁的老皮囊，拿着“诺奖获得者”这一赌注，来大陆进行豪赌。所幸上帝待他不薄，在他这样的年纪还赐予了翁帆这样的“礼物”。
我们不该苛求杨振宁，毕竟他也拥有追求自我幸福的权利。我们对他深深失望，是因为曾经对他寄予厚望。我们一厢情愿地认为，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应该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有着圣人的情操，又有着耶稣般的慈爱。他应该带我们走出困顿迷茫，像慈父一样关怀着现时中国土地上的这群无助的弱者。我们早该想到的是，一个满脑子逻辑和公式的人，也会有效地追名逐利，精确地算计各种好处，并且自然而然地接近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我们见识了太多的“工程师治国”，技术官僚的冷漠和缺乏人情味让我们目瞪口呆。一个鲜活的生命，不过是进行战争加减法游戏的炮灰，而劳动者血泪，只换来经济增长这一仕途晋升的筹码。杨振宁不过是吞噬利益的兽群后的秃鹫，钻营些残羹剩饭。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认识到科学家不是我们幸福的教父，那么我们也不会欣喜地将这个美国人捧上天，又愤怒地踩在脚下。
机器轰鸣，高楼迭起，货币的触角无处不在，经济主义已经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部落。没有人能够摆脱它的诅咒，逃无可逃，再也没有一片清静的山颠供人出世。这个部落缴获了人们赖以谋生的各种手段，并将相当规模的人排挤在边缘。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也是一个迷茫的时代，但恰恰上天又吝啬给我们一个指点迷津的大师。我们曾经将所有的梦想寄托在科学的身上，我们希冀着一个理性的社会会让我们生在天堂。但今天，科学家和工程师已经成为这个部落的祭司，通过“科学”这个宗教，和世俗的统治者一道编织着我们的牢笼。历史的轮回回到了中世纪，到处是禁锢和黑暗，只有那些小丑在街头闹得不亦乐乎。我们的偶像步入黄昏之时，就是我们绝望之日，邓稼先和杨振宁，一个傀儡打手，一个投机商。这也难怪人们愤怒着并唾弃着。
2006.01.08～2006.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