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6-02-12
王子奇
和谐社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当前学术界、理论界关注的敏感议题。国际知名的儒家学者杜维明教授对公共知识分子问题很有一些个人见解。杜维明教授是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哲学和神学领域中唯一的华裔院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成员，联合国推动文明对话杰出人士小组成员。杜教授祖籍广东南海，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1962年获哈佛--燕京学社博士奖学金，1968年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相继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1981年至今任教于哈佛大学。现任哈佛大学哈佛—燕京中国历史及哲学与儒学研究讲座教授，此教席为英语世界里第一次以“儒学研究”命名的讲座教授。1996至今，出任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多年来，杜维明教授发表英文著作11部，中文著作16部，文集5册，全神贯注于儒学第三期发展、文化中国及现代精神的反思，被誉为国际知名的儒家学者。杜维明先生近期在美国哈佛大学接受了笔者访谈。他认为，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公共知识分子负有更大的责任。
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概念，直到19世纪才出现，现代知识分子具有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的特征
笔者问：知识分子是一个用得很多的概念，它到底有哪些主要特征？
杜维明：知识分子有三个特征，这和“知识分子”这个名称的演变情况有关。英文“intellectual”译成中文“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现代性意义的概念，在西方直到19世纪才出现，是从俄文“知识阶层”（ingelligentsia）一词翻译过来的。在俄国知识界，是指倾向于接受法国大革命的启蒙思潮，比较有西化的痕迹，对社会采取批判态度的知识群体。这个观念在欧美有很大影响，但又和欧美社会的一般现实情况不太相符。在现代社会，知识分子不能算是一个精英概念，与专业人员不同，这个群体的人有三个特征:一是关切政治。他不一定要从政，但他对政治一定要关切，如果一个人对广义的政治，也就是儒家所谓的“经世济民”一点不关切，很难说他有知识分子的性格。二是参与社会，他必须对社会现实问题抱有兴趣，如果一点兴趣都没有，按西方的精神传统来说，也不能算是知识分子；三是重视文化。对学术和知识的重视，对文化的重视，是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史哲类知识分子）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方面。总之，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是知识分子最明显的三个特征。同时具备三个特征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起源于现代社会的需要，逐步有别于专业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笔者问：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中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上有独特的影响，但有不少人对这种影响持质疑和非议的态度。您是如何看待公共知识分子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杜维明：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有独特的影响，而且以后这种影响还会越来越大，这是一个客观存在，这是因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与现代社会的发展密不可分。一般说来，知识分子可分为专业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媒体知识分子、公众知识分子等。在现代社会，知识越来越重要，随着现代大学的出现、现代学术机构的发展，学术研究越来越突出客观性，虽然未必强调大写的“真理”，探讨有客观性的知识则是共同努力的目标，专家学者承受了创造知识、传承知识、积累知识的使命，以至于现代知识分子作为专家学者的共称。但是，现代社会又是复杂的。除了知识创造、传承、积累外，还要大力培养伦理的智慧，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伦理理念，就很难维持；除了掌握经济资本外，还要积聚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多数是通过对话、沟通、讨论、辨识，慢慢积累起来的，横向的沟通越多，健康互补的沟通越多，社会资本积累就越雄厚；除了拥有科技能力外，还要着力培养文化能力，衡量文化能力高低的重要指标就是识字率，没有识字能力，很难深化历史意识、文学品味和哲学思辨；除了物质文明建设外，还要有精神文明建设，这些工作仅靠专业性学术研究、乃至专家学者是不够的，也无法完全做到，这中间就需要有一批人来开发其公共性。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讲，一个现代社会的开发，要有公共领域的开发，要有公共性的出现。没有公共领域，没有公共性，就没有健康的市民社会。没有健康的市民社会，就没有办法发展民主政治、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社会公共性的开发，需要有知识背景、且有专业能力，并且关注公共性的一批人，我们把这批人就叫做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知识分子群体，尤其是公共知识分子身上，关切政治、参与社会、重视文化的特征更为明显。这是当代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种社会资源和思想资源之一。唯其如此，公共知识分子对和谐社会的构建，才具有更大的责任。离开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是很难实现的。
绝大多数专业知识分子选择了专家学者之路，而专家学者的路是很有尊严的。但也有一些在专业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专家学者主动自觉地充当了公共知识分子。年轻的专家学者不宜过早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
笔者问：对知识分子的分类，一般人们认为，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类知识分子，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到底谁能充当公共知识分子呢？
杜维明：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发挥作用，其重要代表就是公共知识分子。到底谁能充当公共知识分子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来源问题。学术界、知识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应该是公共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供给地，他们最适合、最能够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但从实际情况看，至少在美国，绝大多数专业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大学研究教书的学者，都主动自觉选择了专家学者的路，而专家学者的路是很有尊严的，受到全社会所有人的重视，因为专家学者做的工作是为社会开发知识的资源和智慧、传承文化、继续文化，人们不能强迫专家学者来扮演他们所不愿意扮演的角色。这是非常重要的。假如这不能维持，学术界就不能有它独立运作的精神。但是，也有很多人，如罗斯、杜威、詹姆斯，以及哈贝马斯、德里达、萨特、罗素、萨哈罗夫等人，他们在专业学术研究上很有成就，且愿意扮演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当然，扮演这种角色绝对是自愿的、自觉的。有的因为个人机缘，有的是社会的要求，还有的跟他的能力和个人价值取向有很大关系。扮演专业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两个角色，不能说没有矛盾。做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过多，会影响他的专业学术探讨。因此，年轻的专家学者，正值学术发展的建构过程，应潜心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不宜过早地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否则对自己的学术研究有较大的干扰。要建构具有严肃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有真正较高的学术基础。扮演一个专业知识分子是不容易的，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更是不容易的。
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是狭隘的职业观念，不能把公共知识分子职业化，造就公共知识分子和发挥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场所，要比学术界、知识界要宽。现代社会需要有一定的弹性，需要反馈系统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是如此。
笔者问：记得，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知识分子参与和谐社会的构建，肯定会发表言论，并且涉及到不少公共领域，这也是社会的一种声音，这对构建和谐社会到底有益还是有害呢？
杜维明：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公共知识分子不仅为社会发展所需要，而且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作用，这在有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尤其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公共知识分子不应是狭隘的职业观念，不能把公共知识分子职业化。学术界、知识界不可能掌握整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全部资源，造就公共知识分子和发挥公共知识分子作用的场所，比学术界、知识界要宽。不仅在学术界、知识界，而且在媒体上，在企业界，在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运动中，乃至在政治界、宗教界，都应有公共知识分子出现。一般说来，公共知识分子既没有权，也没有钱，但却有影响力，他们对社会发展碰到的大问题和人民的福祉，如人口与环境，科学与人文，妇女平等，消费者权益、残疾人保护、弱势群体支援、脱贫、艾滋病防御及少数民族权益等公共现实性问题给予思考和关心，发表的这些公共言论，如果是负责任的话，将是一个非常有益的反馈系统。因为社会要发展，要有一定的弹性，需要有一些反馈系统能够看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使社会的信息传递不至于失真，公共知识分子承受了这一部份职能。发表这些公共言论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视为社会良好的人才群体和知识资源。目前，国内正在倡导建构和谐社会，强调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倡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这一切必须建构在一个非常宽厚的基础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和谐社会，离不开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公共知识分子的言论对社会的发展是有益的。唯此，才会使和谐社会不至于变成僵化社会，社会稳定不至于变成社会停滞，这是执政党成熟的标志。在现代社会赢得了知识分子，也就赢得了人心。
（本文由杜维明先生亲自审阅，在此深表谢意。不过，不妥之处，责任均在本人。）
作者简介：上海城市管理学院上海城市管理研究所所长，中央编译局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作者电子邮件：wjinsi＠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