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1-05-21
●黄绮淑（本报特约）
中国有不少人始终认为，中国和印度关系无法改善，问题的症结在于印度收容和支持达赖喇嘛，对西藏采取暧昧的态度。最近，印度的一些精英分子就公开表示印度应该纠正这种态度，因为这种政策不仅不符合现实，而且是没有好处。
许多年来，笔者遇到过中国的印度问题专家，十有九人认为西藏问题，或者说印度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暧昧态度，是中印关系无法根本好转的主因。最近，印度的“中国通”，曾经当过商业部长的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斯瓦密（SubramanianSwami）和印度著名报人罗摩（N.Ram）分别在最近一期（17卷18期）的印度最大英文杂志之一——《前线》上撰文，要求印度政府改变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和政策，这意味着印度上层社会开始意识到西藏问题对中印关系所起的障碍作用。斯瓦密和罗摩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印度人士破例地突出西藏问题对改善中印关系的重要性，必然会在印度知识界和政界引起震动与反响。
事实不如达赖所描述
罗摩和中国、印度领袖都有过对话，他主编的《前线》杂志在最近几年来经常讨论中印关系，希望它有所改善。今年7月，他到西藏作了五天访问调查，在他的报道中以大量资料驳斥达赖集团在西藏问题上散布的谣言和歪曲。他以“客观”的印度人立场认为西藏解放以后已经结束了过去的奴隶社会而朝着现代化前进，西藏老百姓，虽然有的仍然很穷，但在中国政府特殊的优惠政策下，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所谓中国把西藏“汉化”，简直是胡说八道。他特别对达赖集团毫无根据地说西藏本来有600万人口，50年代被中国消灭了100万人等谎言进行了有根有据的反驳。即使达赖政府在1951年也估计西藏只有100万人口，怎么可能有100万藏人被消灭呢？
更重要的是罗摩对印度一般老百姓非常敬爱的达赖喇嘛作出尖锐批评。他认为达赖喇嘛是一个戴着“快乐”宗教面具的、反共的、大西藏主义的、要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政客。他说：“在政治角色上，达赖喇嘛是一个骗取别人信任的魔术家，他的言论和行动是从排演得熟练的曲解、真真假假和对事实的明显谎言中流出的。”他说，中国政府曾对达赖喇嘛采取容忍态度，1978年邓小平还说过只要达赖“爱国”就欢迎他回国。中国政府也和达赖的代表进行过谈判。直到1994年全国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上，中国政府才作出达赖喇嘛没有诚意，和“中国的敌人”勾结的结论。
罗摩在长篇文章结尾时批评印度政府违反了自己的承诺，让所谓“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肆意进行反华宣传，并和费尔南德斯（印度国防部长）这样的政客拉拢关系。他认为，虽然中国政府表现了很大的克制与容忍，印度纵容分裂邻国（而且是个强大的邻国）的种种活动必然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的结束语是：
“印度对中国西藏的未来的明智做法就是制约达赖喇嘛，把‘西藏流亡政府’赶出印度领土，尽一切努力使达赖喇嘛和他的许多随从与成千上万的西藏难民自愿回归祖国，重要的原则是：放弃作那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梦。”
斯瓦密在文章中，像罗摩文中一样，分析了达赖集团散布的西藏从来就是“独立国”的言论不能成立。斯瓦密更进一步说，不但西藏在过去不是独立国，在未来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成为独立国。他说，对于后者，印度政府曾在1950年国大党尼赫鲁执政时与1977-1978年人民党执政时（当时斯瓦密是执政党的领袖之一）曾经探讨过，结论是，西藏绝对没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国。尼赫鲁在1950年曾经说过：“英美两国或其他任何国家从没有真正对西藏独立发生兴趣。它们的兴趣在于使中国难堪。”
达赖集团为非作歹
斯瓦密说，如果西藏独立了，没有外国援助是不行的。但美国和俄国都不会援助它，就只剩印度来援助了。印度过去曾经帮助孟加拉国独立，却一点好处也没得到，也没法阻止孟加拉国去和美国、中国、沙地阿拉伯亲善。而西藏政府从1890年到1950年根本就没有帮助过印度，反而宣称锡金、不丹和整个阿罗纳查尔邦属于西藏。
和罗摩一样，斯瓦密也揭露达赖集团在印度胡作非为，它把金银珠宝存放在美国，却在印度进行财产交易，出钱帮助某些政客竞选，达赖的太医还用草药为一位印度执政党的重要领袖医病。这些人当然会对达赖集团感恩回报。他建议让达赖喇嘛搬到美国加州的伯克莱山区去陶醉在诺贝尔奖金的荣耀和好莱坞明星的友谊中，免得在印度麻烦生事。他说，印度政府口头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行动上和公众场合中的表现却好像西藏并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说，印度在80年代秘密组织了一支8000藏兵的“敢死部队”，每天早上起来喊叫“达赖喇嘛万岁，我们要解放西藏！”至今这支部队还存在，受印度对外情报局（RAW）调动。
斯瓦密说，如果印度要在西藏问题上显得有诚意就应该在外交政策上有透明性，如果印度认为西藏是独立国而要帮它解放就应该采取完全不同的外交和军事战略。斯瓦密说：“印度今天在这两个位置上都是输家。”他说：“印度接受西藏属于中国，但让它的强大邻国对它的意图怀疑的种子发芽，使中印关系受害。”
斯瓦密说，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印度敢不敢开罪中国，而是要和中国为友还是为敌。要是为敌，一方面印度无法抵御中国和巴基斯坦的同时进攻，另一方面，中国的地理战略位置会使印度的克什米尔、北方邦、阿萨姆、锡金、旁遮普都置于麻烦之中。他回忆1981年，自己受印度总理之托去见邓小平，发现阿萨姆独立运动想得到中国援助而被中国拒绝。他说，印度让一个不断宣传西藏独立的达赖流亡政府在自己境内活动岂不是和英国让鼓吹旁遮普脱离印度的“卡利斯坦政府”在英国活动（是印度政府坚决反对的）如出一辙？他的基本看法是：“除非印度放弃西藏盲点而使中国相信，否则中、印两国决不会发展成亲密、友好、热情的伙伴关系。”因此认为：“印度通往拉萨的最短路线是通过北京，而不是直接跨越喜马拉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