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1-05-21
（台北于希同）
我决不是替台湾宣传，我对两岸都持肯定和批判的态度，但是在统一问题上我绝对是一边倒，倒向民族大义和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与愿望这一边。我不颂扬任何一个政党。过去因陷入“个人崇拜”几乎断送了我的一生，我学乖了，对政治领袖才有了今天的“批判的接受”。人无完人金无赤足，由于政党和政府是由人组成的，没有一个政党和政府是十全十美的，批判必须是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批判必须是善意和建设性的。我们都是中国人，谁不希望中国更好一些呢？我在海外经常碰见一些大陆的“高级”人士。他们之所以高是因为他们受过高等教育，属于劳心阶层，在经济上比一般人优裕，在政治地位上属于治人者。一旦谈到“民主自由”时，神经马上绷了起来。有人说在大陆几乎什么都可以谈，唯有民主自由不可谈，“犯忌”。
蒋经国在1983年接见一位塔斯社记者时说：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正如人类社会进入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后，国家和政党必然要消亡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发展规律。民主自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正如“主观能动性”一样，不是唯心主义的“专利品”。人之所以由猿进化为人，原因之一是主观能动性，能充分利用自然的物和规律为自己谋求更好的生存。
台湾的民主自由是畸形的、不健康的。一言概之曰：民主有余法制不足、自由有余自律不足。简直成了刁民民主刁民自由。这不是骂他们，而是长期观察和探索的结果。已入歧途，没有多少可取之处，妄想成为中国的“典范”会滑天下之大稽矣！民主自由既然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必然过程，在主观上必须具有很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和道德水平，在客观上它要求人民生活要有很高的水准，要有健全的法制和人民自觉守法和尊重他人平等权利的自觉性。根据“教育部”资料，台湾公民：35岁以下的：大学毕业38%，高中毕业52%，其余为初中;36～65岁的:大学毕业7.5%，高中毕业21%，初中毕业32%，其余为文盲。农村：大学毕业3.2%，高中毕业42%，初中以下48%，其余为文盲。原住民：大学毕业0.8%，高中毕业18%，初中以下24%，其余为文盲。在教育水平上，城乡、高山和平地差别很大。因此台湾的民主自由成了城市民主自由，是典型的工商阶级的民主自由，与平民没有多大的实质利益。为了说明问题，举例如下：
今年3月16日，陈水扁举行万人造势大会，我有一台南县永康乡的朋友作为陈水扁的“桩脚”，参加了大会，并组织了500多人来台北捧场。不久路过永康特去看他，正好碰见有人找他“论理”。该次造势，他是负责动员群众的小头目。每动员一人发3000元，其中被动员者得2000元，另发矿泉水2瓶、便当2盒，合计120元，他净挣880元。不料被动员来台北参加造势的一位老太婆突然病倒，其家人不依，要民进党赔医疗费，找到了这位小头目。民进党舍不得，对方要上法院控告，这下吓坏了民进党台南主任委员，赔了医疗费才摆平。选举投票又是一票3000元，实发1500元。我那位朋友“承包”了1500票，连生病卧床的人都抬去投票，这些投票人根本不管政见只认“钱”。宋楚瑜出不起钱，当然要落选。
民进党哪来这么多钱？有人说是日本人给的。日商在台做生意，千方百计寻找汉奸合作。民进党有皇民血统，是理所当然的汉奸。日商赚了钱必须提成3%作为“共同基金”，用来资助民进党人选民意代表和县市长。这些政治瘪三一旦当选，立即和日商勾结，尽通过一些有利于日商的法案，县市长更不用说了，处处事事为日商的代理人“放水”。日商花小钱资助汉奸，汉奸上台日商赚大钱。陈水扁此案选址烧化了1800亿元，都是共同基金资助的。难怪日商不和“外省挂”做生意，专门找“台湾挂”中的皇民后裔。外省挂是抗日分子，台湾挂是亲日分子。台湾有一帮人专门吃组织群（？）搞抗议、搞示威、搞街头暴力、搞造势、包买选票饭，尤以南部农村为甚。在南部挂一面台独旗，给1000元，许多人为了1000元悬挂卖国旗。这就是台湾民主的虚伪性！
于希同简介：1929年7月，出生于重庆一教育工作者家庭；1942年，考入空军幼年学校；1950年，毕业于空军某校。历任台湾驻外军事代表，某部机要参谋，某校教官。曾在美国接受过参谋训练。早年因伤退役在某刊物工作。长期从事基督教社工，并为《联合报》等撰稿员，著有《赤野尘蔓录》、《北国的呼唤》。自视为西洋古典音乐迷，好旅游，特别“好吃”名小吃，擅长红烧狗肉。
acton转自《自由之鹰》网络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