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1-05-21
引子
今年5月，为了帮“老乡”处理一件事，笔者去到珠江三角洲某市的Y镇并逗留了几天。通过与“老乡”们聊天和实地观察，笔者大致了解了该镇存在的“小姐经济”（色情服务行业）的基本情况。由于时间短促，来不及进行全面的调查，这里仅就不完全的个人观察和访问1资料进行描述和简单的分析。在后文中，所有的地名和人名通通用字母代替，但保持人员和事件的完全真实性。
一、“小姐们”的故乡
Y镇的小姐2总数大约460人左右，在下面第三部分中将说明这个数字的估计依据。在460人中，约有400人来自中南地区某县边片的4个镇，其中的YT镇的人又占绝大多数，约有300多人。
因此，在分析“小姐”活动方式、经济收入、行为动机和心态等内容之前，有必要介绍一下她们故乡的概况。这是理解“小姐经济”的基础之一。
这4个镇从地理上说，是一片半山地半丘陵的地区。从交通位置上说，该地区位于所在省份的东北角，与邻省的T县紧密相连。有沙土公路通本县县城和邻县县城以及邻省的T县。从最远的YT镇到县城的公路约70km，沿途停靠各站的客车需要走3个小时。
以YT镇为例，在人口和经济方面的大致情况是：农业人口约5万，非农业人口约在5000以下。非农业人口中以公务人员、教师为主，少量从业于商业和交通服务，从业于工业加工业的人口极少。经济上几乎全靠农业，村镇办的企业不过三五家，效益差、规模小、亏损大。全镇年度财政收入约100多万，不够干部、教师发工资，因而农民各户的摊派款甚多。农民家庭纯粹依靠农业收入已是明显入不敷出。
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耕地不足、经济困难、人口多、劳动力严重过剩，使得YT镇及整个当地四镇在经济生活上的几乎唯一的希望便是外迁和外出打工。近十年以来，YT镇长年外流的农民工在6000人以上，遍布本地县、市、北京、上海、广东各地，而以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广州、顺德、东莞、深圳为主。通常是聚集在某一个镇，规模达几百人到上千人不等。这4个镇在珠江三角洲的农民工估计将近2万人。这是近年来中国亿万农民外流、大小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大城市及其郊区和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廉价劳动力源源不断，几成无限供给的一个微观例证。
在YT镇以及整个4镇，外出打工已成为青壮年劳动力特别是女劳动力的一种主要就业方式。同时外出打工的劳务收入也成为本地的主要经济支柱，收入总额甚至超过了农业总产值。据YT镇邮电局统计，每年从广东寄回的汇款达数千万元。外出打工的男男女女长年在外，平时少部分人因找不到工而返乡，但源源不断地又会有新人加入。除了春节期间部分回乡过节之外，他们已经将打工之地当成了持久性的谋生地和日常生活的场所；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根在故乡，身在外地”的“半移民”生活模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二、谋生之地
对于来自这4个镇的400多位“小姐”来说，Y镇是她们的谋生之地，也是她们的汗水和泪水抛洒得最多的地方。
Y镇是珠江三角洲的心脏地带靠近狮子洋的一个镇。从本市市区S镇有一条高等级公路通过本镇到达南边一个著名的开发区，旧公路则从镇中心贯穿而过。正在修筑中的深珠穗高速公路也经过本镇范围。从地理上说，这里是珠三角的中心地区，但不知由于什么原因，这里的乡镇工业并不发达，只有少数几家工厂和几处连在一起的采石场。镇里挂出的公布牌上写着年度财政收入3000余万元，同周围的其他镇比起来这也许是一个小数字。从镇中心街道的建筑、市场来看，也显得老旧、萧条。与那些闻名全国的著名工业镇相比，形成了鲜明对照。
Y镇经济相对滞后的原因需要专门的研究才能知晓。但其中一个较为明显的因素是在区位上比较偏僻。本镇距S镇约25km，虽交通便利，但却位于较远的南边，中间有其他镇相隔离，S镇的工商业虽较为繁荣，却难以辐射到全市各地。Y镇的南部虽有一个主要由港商投资的开发区，但尚未最后建成，暂时未能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而且这类外向型开发区即使进入大规模正式运作，其辐射范围恰恰是更远距离的内地大城市和海外市场。周边乡村地区如Y镇得其地利之便可能并不多。因此，Y镇的投资环境是不太有利的。
然而，惟其与市区距离较远，位置偏僻，却为“小姐经济”的滥觞和兴旺提供了一个较为安全稳定的场所。在Y镇，“小姐经济”不仅较少受到打击，而且在市区及更远处的大城市受到严厉打击、暂时难以生存时，这里恰好成了一个临时“避难地”。通常的情况是，全国或全省“扫黄打非”风声较紧时，小姐们便从大城市、市区疏散到周边的镇上继续“开业”，而且客人们也自然会不惧远途以图安全。据说非常时期（即大城市“风声紧”的时期）Y镇的小姐曾经多达上千人，流莺飞窜，车水马龙，兴旺异常。于是，Y镇本地的“小姐经济”得以保持稳定，而且由于市场调节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形成了某些固定的运作模式和价格模式。
“小姐经济”既然作为一种行业性的经济活动，本文稍后将进一步描述供求双方的具体情况、交易的内容与方式以及价格和交易规模。但任何一种交易的发生均需要有一定的“场地”。Y镇的“小姐经济”活动的场地包括如下几种：
1．茶楼（饮食场所）。Y镇的饮食场所分为四种类型：较高档的酒楼3家，
这是正式请客或过年过节举行家宴的地方，也开设早市（饮早茶），一般没有小姐坐台，但可以从外面带小姐进去陪酒，这是一类。二是档次较低一点的茶楼约有10家以上。茶楼实际上是一种小餐馆，一般设在紧邻镇中公路的横街上，一些私家楼房的二至三楼。茶楼供应中、晚餐和晚茶，可延迟至凌晨。茶楼是坐台小姐的基本活动场地。第三类是大排档4处，这是一般性地就餐、饮茶的场所，当街而设，夜晚则直接摆在街边。一般没有小姐出台，但偶尔也有“老乡”之间的男女在一起聊天饮茶，笔者还遇见过一位打扮入时的小姐在流动卖唱。第四类是小饮食店，随处都可见到，这是没有小姐活动的地方。但不排除老熟客或包二奶的男人在此单独请小姐吃饭。
2．发廊，包括美容店。分为两种类型。镇中公路两侧靠近派出所大约共500
米距离内的是名符其实的发廊，没有“小姐”。稍远一点和各条横街以及与公路平行的一条老街上的发廊，几乎全部是小姐“兼业”的场所。这样的发廊在镇上约有30余家，附近各村还有零星分布。
3．出租屋。出租屋的类型比较复杂，大体上包括两：沿主街的新楼房，下
为商铺上为出租屋，这类房子质量好，价格贵；主街两侧众多的横街直巷中的老居民楼。老居民楼中几乎各家各户都有房子出租。这类出租屋大多阴暗潮湿而且窄小，房租较便宜。租房的小姐们或与房东楼上楼下分开而住，或者房东另住，但也是与当地居民比邻而居。双方相安无事甚至可以说得上关系融洽。当地人明知这些小姐都是干什么的，但都是司空见惯，仿佛这些已成为他们正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那些背着书包上学的少年儿童，也对这些外来人习以为常，表面上看来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读书学习和身心成长发育。
除了少数工厂提供的宿舍之外，所有的外来人口都要租屋，但作为“小姐
经济”活动场所的出租屋只有三类：一是“站街女”的房子，二是当地老板为“二奶”们租的房子，三是“出台小姐”由于出台，少数人也把客人带到自己的出租屋来做生意。
4．麻将馆。麻将馆专供客人日夜打麻将，既有本地人也有外来人口。老板
收取场地费每张台每次3元钱（上午、下午、晚上各算一次）。打麻将的人赌注大小、资金往来均与麻将馆老板无关。这样的麻将馆一共有4家，规模均不大，笔者见到最大的一间大约可以容下8张麻将台。这里也有小姐坐台并兼出台。
三、“小姐经济”的构成与活动模式
来自上述4个镇的众多小姐，其成员构成复杂，难以作出统一描述。从年龄来看，最小的15岁至16岁，是上一年度初中毕业后南下的，这一年龄段的有10人以上。最大的一位竟有40大几岁，带着两个儿媳还有孙子共同租屋，各做各的“生意”。多数人的年龄在20至30岁之间。30岁至40多岁的人也有不少。婚姻状况：20岁以下的一般未婚。20余岁以上的基本上是已婚并且有子女的，有个别是离异的。文化程度：一般30岁以下的是初中生为主，30岁以上的是小学生为主。据说曾有一位大专毕业生，因找不到工作只好到茶楼坐台，但没有访问到本人，有人说已经返回老家了。她们从事“小姐经济”的时间也是长短不一。有的已在Y镇坚持了7—8年，也有的刚来几个月。
这些小姐们的活动方式、服务对象、交易过程、价格、收入、与丈夫的关系及本人的生活起居模式因她们所从事的服务项目不同而有较大的差别。下面分四种情况来分别介绍。实际上这种情况也正好区分出了小姐的四种类型，并且与前述Y镇所提供的“场地”有密切关系。
1．坐台小姐。
坐台小姐的基本活动场地是茶楼。客人吃饭或饮茶时，每个人可以随点一
位小姐陪吃，边吃边聊天，并可以随意“打波”（抚摸小姐胸部）。在观察中可以看到，坐台小姐一般较少吃东西，主要服务是陪坐、陪客人调笑和让客人抚摸。当然如果能喝酒，则更能引起客人兴致，活跃饭桌上的气氛，但能喝酒的小姐毕竟是少数。
一顿饭一般约一小时左右，饮茶的时间则更长一些。吃饭或饮茶完毕，即
付给小费。价格一般是20元，最寒酸的是10元，也有多给的，最高据说达200元，这是相当阔气的老板（多为香港回乡探亲或经商办厂的老板）。
坐台小姐的活动特点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一是并不固定在一家茶楼，而是在各茶楼之间来回流动。每家茶楼在吃饭
或饮茶时间，均有七、八个小姐在包厢之间的走廊上走来走去，不时朝包厢里头张望，希望有客人点她们。如果在某家茶楼没有人点，则会转移到第二家茶楼。这里实行的供需双方的“自由竞争、公平选择”的市场原则，而且是一种“买方市场”，客人完全占主动：点或不点，在最低价格之上多给钱或少给钱。有些小姐长相好或年轻一点，或熟客多，或陪客人闲聊调笑的技巧强一点，机会自然就多一些。有些小姐也许一天也做不成一单“生意”。这说明坐台小姐要有一定的“人力资本”（年龄、相貌、技巧）和扩大关系网络（结识熟客）的能力，否则是难以生存下去的。
二是部分小姐有固定的客人——“熟客”。CY陪我去茶楼“实地观察”（吃
饭）时，上去之前发现楼下有三三两两的坐台小姐在等人。CY告诉我那是同熟客约好了在等他们的。进了包厢之后吃饭时，见我们没点小姐，便有人进来问要不要小姐。CY说了声“我们在等熟人”，她们更不再问。我乘上洗手间的机会在走道上“转”了一下，发现各包厢的门都是敞开的，几乎每间都有两三个小姐在陪坐。象我们这一间不点小姐，只有“等熟人”的理由才解释得通，否则反而会引起茶楼老板和小姐们的怀疑。小姐如果有“熟客”，进一步发展则
有两种可能：“出台”或进一步被“包起”。
三是存在“介绍人”。有的小姐初来乍到，或其他原因，不容易被客人点到。也有的客人对主动来寻问的小姐不满意。这时便有介绍人来充当“中间商”的角色。她会来问客人“要不要介绍小姐”，客人同意后她便去帮忙物色，然后带来。这种介绍费每一次是10元钱。一个介绍人每天能介绍成功二至三次，可以有20至30元的收入。介绍人一般年龄较大，生活经验丰富，认识的人也较多，当然她们自己没有出台的机会，否则也不会从事这种“低收入”的工作。介绍人还有兼业行为，即从事其他一些活动。
我同CY在茶楼吃饭时便来了一位介绍人，同CY很熟悉，35岁左右，身材肥胖，长相较差。我正疑惑这种小姐也有人“点”吗？便听她问CY要不要为我们介绍小姐。CY婉言拒绝了。CY告诉我，她在茶楼当介绍人收入甚低，但却被一位60多岁的老人“包”起来了，因而每月也还另有700元的收入。两项加起来，月收入应在千元以上。她比较节俭，钱都存起寄回家去了。
四是坐台小姐的作息时间是固定的：一定要在客人吃饭、饮茶时才有生意做。我在Y镇考察时，上午11:30左右、下午5:30左右及晚上8:00左右，均看到不断有人从各处的出租屋往茶楼方向走。CY告诉我她们是赶去“上班”的。小姐必须按时去等待或寻找机会，形成了较为刻板的规律性。因此，在上午、下午她们便有时间逛市场、在家洗衣服、陪自己的丈夫或凑齐人手搓麻将。
五是“出台”。出台即是跟随客人出去卖淫，一般是在小姐自己的出租屋（这时小姐如有丈夫随住的，要“让”出地方）、客人自己提供的房子或在旅馆开房。卖淫的价格在50元以上，较少数可达100或200元。在坐台小姐中只有一部分是可以出台的。不出台的小姐有的是坚决不出台而只在茶楼坐台的，有的是没有机会的（个人条件不好或没有熟客）。出台小姐的服务对象基本上是熟人，而且多是固定的，久而久之竟会带有某种“情人”性质，但无疑又是以经济交换为基础的。
六是坐台小姐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同她们的丈夫一起来到Y镇的。个别夫妻甚至把小孩也带来了——这部分人是家中无老人照看小孩，只有带在身边。同丈夫一起来的小姐们通常是一对夫妻租住一间房子，二至三对夫妻合住一套出租屋。
前面提到，Y镇工业不发达，工厂里的外来民工甚少。因此，这些丈夫们来到Y镇并不是来做其他工作而纯粹是来当小姐们的“家属”。丈夫在家看房子、煮饭、洗衣服或看孩子。有时几个男人凑在一起打麻将。他们对妻子们做生意的态度是忍耐和支持。最起码他们的想法是好过在老家没事干、毫无收入。在这样的夫妻关系中，妻子的地位明显提高，不仅出入自由，经济上有绝对控制权，但不允许自己的男人再去外面寻花问柳，不过她们也需要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男人作依靠。而丈夫们既落得清闲，又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使得他们在精神上已经处于一种麻木状态，接受了这样一种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正常男人无法接受的生活方式。
在茶楼的坐台小姐的总人数估计约160人。这个数字是这样推算的：全镇的茶楼比较集中的有10家，每家每晚出现的小姐约100人次，而每个小姐平均要在5家茶楼之间流动。这样，每家茶楼的小姐平均约20人，保守一点估计，扣除20%，为16人，故而一共有160人。按照CY的说法，160人只多不少。
2．发廊小姐
当前全国各地城镇特别是城乡结合部发廊多，已是普遍现象。潘绥铭的《存
在与荒谬》一书中对珠江三角洲某镇的发廊虽已有详细描述，但仅限于表面性的记录（潘绥铭，1999，PP.74—90）。
此处所谓“发廊小姐”专指在发廊打工兼营色情服务的女性，不包含那些
正规发廊的打工妹。Y镇的发廊前文已有介绍，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专营洗理头发而没有色情服务的。第二类洗理头发兼营色情服务的，这一类发廊约30家。一般有一个老板兼“大工”即理发师傅，也有老板聘请专门的大工而自己只进行管理的。这样的发廊一般有4至5个“洗头妹”，总数约在120人左右。这些洗头妹并不像潘绥铭描述的那样不会洗头只等待“客人”上门从事色情服务。Y镇的洗头妹是“兼职”性的。如果客人只要洗头、理发，她们也会为客人服务，有的小姐甚至还会理发、挶油等。如果客人要求提供性服务，她们便成为真正的“发廊小姐”。
发廊小姐的活动情况可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一是她们的个人条件要比茶楼的坐台小姐“优越”。一般来说，坐台小姐的年龄在20岁以上至30多岁，已婚的居多。发廊小姐的年龄在16岁至20余岁，未婚的居多，有的甚至是刚刚毕业的初中生。从姿色来看，发廊小姐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坐台小姐。发廊小姐全都是从事直接的卖淫活动，不像坐台小姐那样有一部分只坐台不出台，而坐台的性服务项目是十分有限的。
二是她们的服务项目大致可以分为三项。第一项是为客人进行“接受式”和“输出式”抚摸服务（潘绥铭，1999，PP.84—85），包括单向和双向抚摸以及手淫等。价格在30—50元不等。第二项是一次性性交合服务，服务完毕即算完成交易。价格在50—100元不等。第三项是“包夜”，即小姐要陪客人睡一夜到第二天早上。价格在150—300元不等。
三是场地。所有的小姐都不直接在发廊提供性服务。发廊只是一个等待生意机会，“看货”和“论价”的场所，当然也是发廊小姐其他日常活动的依托之所。这样情形类似于制造公司在街市上设立的销售点——只负责看样、议价、定货，交易是在工厂、仓库完成的。发廊小姐提供性服务的场所一是自己租住的出租屋，普遍卫生条件较差。有的出租屋就在发廊的楼上，有的则隔一段距离。二是随客人出台，如同茶楼小姐出台一样或在旅馆开房或到歌舞厅，甚至到客人自己的住所。笔者有一次同朋友在大排档饮夜茶，看到街对面发廊在深夜还有客人开面包车来接小姐出台的。
四是交易过程。客人进发廊后，有的先洗头，边洗边同小姐谈论性服务的项目和价格。也有的客人一进门便直接同老板或小姐谈生意。价格方面虽有一个总的行情，但最后谈妥却依赖几个因素：项目、小姐的年龄和长相、客人和小姐双方的坚持以及生意的淡季和旺季。笔者有一次同CY一起借洗头的机会（作为一个陌生的外人，你不能进发廊闲坐而不做任何生意，洗头是最廉价的服务项目，一般5—10元）观察到了一次谈生意的全过程：
那是在Y镇上T村的一家发廊，老板兼理发师是CY的老乡。CY陪我去实地观察，说好了只洗头。我们躺在“泰式洗头”的专用台子上一边享受小姐的服务一边听老板介绍情况。该发廊面积较大，前半部分理发，后边部分摆了四张洗头台。一共有5个小姐，后来知道其中一位年龄稍大些的是与老板同居而未婚的情人，协助管理（我问她：“你是老板娘吗？”她不太高兴地说：“什么老板娘，我又没同他结婚，今天不知明天的事”，老板听后未置可否）。另有4人是真正的发廊小姐。老板说还有一位小姐出去了，等一下才能回来。CY告诉我，那位小姐她认识，才16岁，去年初中毕业南下打工的。
进来两位客人，一位边洗头边谈，另一位径直同给我洗头的小姐谈包夜要多少钱。小姐说台费30元，过夜300元。客人说太贵了。小姐说一共250元算了，今晚你是第一位客人。在客人的坚持下，老板同意连台费一共200元。小姐便起来带这位客人到楼上出租屋去了，换了另一位小姐给我继续洗头。另一位客人只要一次性服务，问一次多少钱，小姐说100元加台费30元，洗头不收你钱算了。客人同意了，洗完头才让小姐带上楼。
在一次“闲谈”中，一位老乡告诉我，他有一次包夜，讲好250元。结果他第二次与小姐性交合时，发现小姐来了“大姨妈”（月经），只付了100元，扫兴地走了。他补充说，我们外地人不讲究，如果是本地人碰到这种事，会认为很倒霉，一分钱都不会给。
3．站街女。
站街女可以说是所有“小姐经济”从业人员中地位最低的一群人：年龄大、
价格低、服务对象基本是外来民工和本地50岁以上的老年人。大部分站街女年龄偏大，30多岁到40多岁。少数年龄在20来岁的站街女是因为初来乍到，在茶楼熟客不多，只好暂时当站街女，但她们的工作机会比年龄大的要多一些，价格也高一些。这些站街女基本上是已婚妇女，丈夫和小孩全在老家。从外表来看，谈不上有什么姿色，但却一个个涂脂抹粉，有的人穿着暴露，打扮成时髦状。站街女的服务对象一般是外地来的民工，特别是附近采石场的年龄偏大的苦力民工，也有一些本地老年男子，多在50岁以上。这类站街女的总数约在80人左右。
下面两段是笔者在6月24日晚上和25日上午的观察记录，不妨照录如下：
4月24日：在茶楼吃罢晚饭，CY提议去看站街女。我们去到与主街平
行的一条老街。在从横巷穿过的时候，就在黑乎乎的窄巷中遇到两位年轻女子站在巷边，似乎在等人。在将到达老街处，又有三四个女子在街角徘徊。CY说这些都是站街女。忽然来了一个民工模样的人，讲外地口音，被四个小姐围住了。他们似乎面熟，其中一位小姐拉住民工的手要他做生意。只听民工说“今日打不得，没带钱。”小姐连说“打得，打得。”软硬兼施把民工拖走了。
天忽然下雨，我们从阶檐下缓步前行，陆续会遇到三个一群两个一伙的站
街女。在一处屋檐下避雨时，忽见屋门是半掩的，里面有一女子倚门而坐。这是CY的老乡。CY同她搭讪，我则想进去洗手间。女子不同意，我答应给2元钱，她才让我进去，开灯并指引我。我注意到屋里面低矮、黑暗而潮湿，是那种珠三角地区常见的普通祖屋。有两间锁了门，看来是三人合租，房东主人并不住在这里。随后我问女子房租多少，她说每间每月80元。我直接问了一个问题，房子里这么黑，客人怎能看见做事。女子说，摸黑做，但如果客人要开灯，我就给他开。这位女子大约30来岁，身材较胖，长相一般，但不丑，穿一条紧身背带裙，将身子裹得鼓鼓囊囊。我们本想同她多交谈一下。她却催我们快走，担心巡逻的人会来查问。我付了2元钱，同CY出门来。CY说根本没有什么巡逻的人，她看你不是真正的“客人”，所以要赶你走，别耽搁她做生意。
我们继续前行，总共走了约400米，我数了一下，共计遇见了25名站街女。
CY说再往前走，站街女会少一些，不如刚才走过的地方集中。里面的窄巷太黑，明上午再来看。我们便穿过另一条横街走到主街去。
在横街上快到电影院时，有三个女子站在比较光亮的地方等客。其中有一
个显得很年轻，大约不到20岁。我向CY提了一个问题：那些站街女都站在暗处，客人无法看“货”，不符合交易常规，因为所有的商品都要摆在明处，让客人“选购”。CY说，长相差、年龄大的站在暗处，年轻而漂亮一点的则会故意站在明处甚至在街上走来走去。我恍然大悟：商家的商品一般都是好的外面，差的藏在里面，这才是经商之道啊。
关于价格，CY说，站在暗处的一次为20元，不超过30元。站在明亮处
的一次为30元或40元，绝不超过50元。不常出来的“生面孔”会贵一些，一般为40—50元。
4月26日：上午11时左右，CY继续陪我去看站街女。CY说，这时候，茶楼坐台小姐均已陆续出门“上班”去了。出租屋里的全是站街女。在白天，我才基本看清楚Y镇的老街巷。Y镇街巷的基本结构，是以纵向的主街（通往市区的公路）为界分为东西两大片。与主街平行的纵向街巷分别向两边扩展，东边大约有5—6条，西边大约有3—4条。与主街垂直的小巷大约每隔50m有一条。镇上街区集中成片的地方南北纵向约1km，东西宽度估计不到1km。因而全镇的街巷纵横交错，共有多少条，一时无法统计。CY说，东片偏南的大部分主要是站街女租住。西片主要是发廊小姐和坐台小姐居住。我们从昨晚走过的地方出发，在东片从横巷往东，穿过几条纵巷，再沿纵巷往北，穿过许多条横巷，再从一条横巷往西回到主街。然后在西片转了一小圈，回到出发点。
我注意到，所有的街巷都是1m宽多一点的石板街，一派老旧、潮湿、阴暗的景象。偶尔有一栋贴马赛克的三四层楼房，其余都是一到两层的青砖青瓦旧屋。很少有商店，商店都集中在主街的市场上。在每一条纵横的街巷，都能见到一些站街女或站在街上闲得无聊，或倚着半开的门坐在里面。也有一些在准备午饭。CY说，白天生意很少，但也要耐心等待，偶尔也能钓到一两条上钩的鱼。又反正没有其他的事可干，从白天到晚上，除了吃饭睡觉，就是等待客人。CY一边陪我走路，一边不断地同这些站街女点头打招呼，都讲家乡话，似乎全都认识。CY说，这些人都是来自上述4个镇的。
在一条横巷，CY特意介绍我认识了一位站街女（见个案6）。她有了40多岁，在这里有3年多。春节后竟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大的16岁，小的14岁）也带出来了，都在发廊做事。她正在吃饭，辣椒妙肉外加一碗青菜汤。问她女儿在不在这里，她说都回老家了。CY事后告诉我，可能出动玩未回来，她不好意思说。这位站街女虽然穿着年轻人的服装，但已经显得较老了，一脸憔悴，神情木然，不太愿意同我们交谈。我们只好告辞。（见案例6）
在镇的西片，看到有几间发廊（东片小巷中无发廊），有的小姐在睡觉，有的在吃饭。在街巷的出租屋中发现的小姐很少，CY说她们都赶去茶楼坐台了，不在房子里。我们便从西片转回主街，回出租屋去吃饭。
4．二奶
按照潘绥铭对卖淫女的分层（潘绥铭，1999，PP.23—25），二奶和包婆是
卖淫女中的最高层次。但不论怎样，她们仍然属于卖淫女的范畴，而与纳妾、“傍大款”或事实婚姻中的同居有质的区别。
在Y镇，二奶和包婆通通被称为“包起的”，男方一律称“老板”。具体情
况各不相同：年龄上最小的仅15岁，最大的38岁（有母女先后被人包起来，见后文的个例列举）。服务方式有的是老板租房，专职侍候，同老板一起过日常生活，并参与其他“包起的”的娱乐、社交活动。有的老板在异地（如香港等），按月来Y镇住几天。其余时间“包起的”自由活动，可以坐台甚至出台，也有专门赋闲不干事，从早到晚打麻将消磨时间的。更有的人同时被二个老板包起来的，轮流侍候老板。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既被人包起来，又公开同相好的老乡同居。“包起的”其共同特点是有比较固定的性服务对象。至于包二奶的男方，有的是本地人，退休人员、工厂主都有，也有其他镇异地来包的（主要是为了避免家庭矛盾和掩人耳目），还有少数是祖籍在本地的香港人，回来投资办厂的老板。年龄最大的60多岁，最小的40来岁。
她们被包起来的时间，有的长达数年，也有的只有一两个月，看双方合意而定（男方处在主动地位）。她们的收入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净收入（类似于工资），每月600—3000元不等，另一部分是租房、生活费、零花等开支，每月数百上千元不等，难以统计。
这些“包起的”小姐基本上都是出身于茶楼的坐台小姐。前文提到，坐台小姐的重要服务对象是“熟客”。由熟客较为固定地点“坐台”，再到相对固定地点“出台”，如果双方合意，其他条件许可（主要是男方的意愿和妥善安排），则有可能被包起来。还有小部分小姐是直接由“开处”而被包一至二个月的，也应算在“包起的”之列。
“开处”Y镇人叫“开包”，即是处女第一次卖淫。其中多数带有强迫、欺骗和被迫无奈的成份。处女第一次卖淫，一般要通过中间人的介绍。交易费用在2000至5000元之间，其中的大部分落入了介绍人（发廊老板或鸡头——在性质上已属于犯罪行为）之手。最后到达小姐手上的可能所剩无几甚至分文没有。“开处”的“老板”在这一次交易之后有可能继续将该小姐包下来一到二个月，价格在1000—2000元左右。“老板”们图新鲜、干净、年轻，这种接下来包月的情况可能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开处”的小姐一般都是15-18岁的少女，多数刚从学校毕业，甚至还没有发育成熟。也许当初她们走出校门南下打工时还带着一种自食其力的志向和一些不成熟的设想，但一旦当上“小姐”，等待她们的却将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二奶们活动的最大特点是闲暇时间多，服务对象固定，工作轻松，收入稳定而且“地位”较高，自我感觉如同具有了“半妻”或妾的身份，因而她们可以公开活动而不需要隐藏、忌讳什么。
笔者在对CY的访问中，得知他是暂住在一套亲戚的出租屋中，一套三房一厅的楼房全都是二奶租住的（包括CY的亲戚QijialingB，她暂时住在另一处出租屋，见个案3）。笔者在CY的住处见到的情况是：同住的两位二奶（Maojia和QijialingA，见个案1、2），加上Maojia的同居情人（该男子又是包了Maojia的老板的卡车司机，关系相当混乱而又能和平共处，令人惊讶）邀了另一出租屋中的二位二奶（QijialingC，个案4；QijialingX）共五人在一起打麻将（一人观看），从上午9:00左右打到中午。当笔者本人同CY在外观察站街女返回出租屋时，另住一处的QijialingC的老板也来了，竟邀请CY和我去他们“家”吃中午饭。在我看来，这正好是一个就近观察的不二机会，遂欣然答应并一同前往。
这位老板同二奶QijialingC与另一位二奶QijialingX合租一套平房，厨厕俱全，房子质量不算好。老板姓梁，本地退休的厨师，约有60多岁。C大约37岁，亦是“3T1D”的人，丈夫在老家的城市开店。后来CY告诉我，C还有另一个固定的对象，竟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地轮流服务的。梁老板和C俨然以夫妻形式在一起过生活。梁亲自下厨做菜，C则在旁边打下手，搞卫生、洗菜、端菜等，梁不时指挥C做这做那，并不避讳旁人。我不敢提太过敏感的问题。CY向他提问，倒是有问必答。梁是本地另一村子里的人，老伴、儿子均住在家中，但他一个月只回家一次住两三天，其余时间基本上同C在此居住。每月支付固定包费2000元，伙食零花约1000元。梁虽然退休赋闲，但颇有积蓄。梁见我是外地来的，似乎有新信息，吃饭时竟主动与我谈起时事政治、反腐败等。他已能够听懂C和CY讲的家乡话，而C也能讲一口较流利的当地白话。在这一顿饭的前前后后，我的一个最大感觉是，他们就象一对正式夫妻在招待朋友客人，而没有丝毫的要忌讳什么。
吃完饭，梁同C又返回上午打麻将之处同她们一起打麻将（梁一直陪在旁边观看）。CY对我说，她们晚饭后还要打到10点钟左右，基本上天天如此。奇特的是，C女还有第二位固定的服务对象（见个案4）。
对于上述4个镇的小姐们来说，能被人包起来恐怕是一种最好的结果，是一种令旁人羡慕的幸运。当然她们同那些著名的“二奶村”里住别墅、开小汽车、出入高级社交场所的二奶们比起来，又是等而下之了。
四、个案资料列举
在采访中，一共搜集到18例个案资料（都是来自“3T1D”地区），现列举如下：
1．Maojia，女，20岁，坐台小姐兼二奶。由一本地办厂的老板包了一年多，
包费不详。坐台收入约400元/月。现与一家乡男友同居，男友给这位老板开卡车，月工资约800元。二人合租一套三房一厅中的一大间，月租200元，自己做饭。生活费开支约1200元/月，医药费开支每月100元以上。Maojia若与老板同居，司机男友则让开另住。
2．QijialingA，女，不到30岁，二奶。丈夫在广州当保安。本人来Y镇
约7年，当坐台女。最近一两年被一Y镇人“包起”。该男子45岁左右，无固定职业。每月包费1500元。这位“二奶”成天泡在麻将里，房租每月100元，医药费同上例，自己做饭吃。结余的钱不多。
3．QijialingB，女，32岁，二奶。99年离异，1子随父未再嫁。此女子租
两处房子（一处月租150元，另一处月租200元），被二位“老板”同时“包起”。B女来Y镇有了6年多，先当坐台小姐，不出台，3个月以后即被本地一位采石场的老板（50余岁）“包起”，每月包费3000元，现在（近两年）为每月1500元。98年又结识一香港老板，60余岁，B女定期为香港老板服务，属于“半包”形式。香港老板每月付包费3000元，零花在外。该男子每月不定期来1—2次，每次住几天，每个月必定携带人民币约1万元，用完这1万元即回香港。B女每月伙食费开支约2000元。目前在家乡城市做楼房一栋，花费约5万余元。
（上述3例合租一套三房一厅住房，已如前文所述）
4．QijialingC，女，37岁，二奶。丈夫在老家城市开商店，有一子随父生
活。她每个月均从Y镇回丈夫身边一次短住两三日。C女的第一老板梁氏是本镇人，每月包费2000元，零花在外。（这是笔者唯一见过的一位包二奶的老板，已如前文所述。）第二位老板是Y镇南边的N镇人，40多岁，每月支付包费1000元，此人很少来Y镇，来了之后第一老板会主动避开。令人惊奇之处是这两位老板不仅互相认识，而且偶尔还同C女一起三人用餐，和平共处，似乎带有某种“公共”的性质。C女每月可结余约3000元元供养儿子并补充丈夫开店的不足。
5．QijialingD，16岁，坐台兼出台小姐。D女的父母都是35岁。先是母
亲站街，后是父亲一起来住。98年，父母将女儿带来Y镇，当时14岁。父母托“熟人”介绍找老板“开处”，收费2000元，老板并包了头一个月，又支付1500元。此后D女坐台兼出台，平均每2天约有1次出台。坐台费每次20元以上，也有老板给过200元的。出台费每次200元以上。月收入4000元上下。父母女三人合租一套一房一厅，月租150元。父母为女儿做饭、洗衣，闲暇时间全都是打麻将。
6．Dongyuan，母女三人。母40岁，3年前来Y镇当站街女，每月收入
不到60元。99年中将大女儿（16岁）带来Y镇。2000年春节后再将小女儿（14岁）带来Y镇。先后通过中介人找老板“开处”，价钱均在2000元左右。现在母亲继续站街兼做“家务”，两个女儿都在发廊当小姐。母女三人房租每月100元，多人合伙租一套旧的平房。母亲的服务价格是每次20元，女儿的服务价格是每次100元以上。
7．Huamiao母女二人。娘38岁，被“包起”，来Y镇已有8年，开始同
丈夫住在一起，后来丈夫与另一站街女同居，遂单独租房住。三年前被“包起”。97年14岁的女儿在校读书放暑假时来Y镇玩过一次。98年暑假初中毕业后随母亲来Y镇，找到一位老板“开处”，收费5000元，另付1.5万元包了一个月。现在母亲在Y镇继续被人“包起”。女儿在市区S镇的大酒店当坐台小姐，自租房并随处流动。父亲已回老家，起了一栋新楼，每日打麻将、扑克不做其他事。
8．Dongyuan1，女，40岁，站街女。本人小学文化。丈夫在老家务农兼
带小孩（1子1女）。3年前来Y镇，几个人合租一套平房，每人房租80元/月。每月站街收入1400元左右。该女生活非常节俭，一天伙食费不超过10元，通常只吃一份蔬菜，除了必要的医药费之外，其他费用很少。每月可节余1000元寄回老家供子女读书，并且凭借寄回的钱在山区老家砌了一栋2层楼房，马赛克贴外墙。
9．Dongyuan2，女，35岁，二奶。丈夫在家，收养1子。此女眼睛不好，
人长得丑，在家时从未出过远门，不知道坐汽车，两夫妻感情甚好。3年前来Y镇站街，竟遇见一中年老板“包起”来。老板一表人才，显得年轻，心肠好。此女死心踏地跟住老板，再不愿回老家，已有二次不回家过春节。丈夫请人来叫也叫不回。据说，此女有一弟媳，长得不丑，又年轻些，在Y镇却“挣不到钱”，逗留一年后已返故乡。
10．Dongyuan3，女，27岁，坐台小姐。丈夫在家当拖拉机手，有一幼子。
此女家里人不知她在此坐台，以为在工厂打工。婆家、娘家人都坚决反对她当小姐，她也的确只坐台不出台。
11．Dongyuan4，女，35岁，站街女。丈夫在家当泥瓦工，子女二人。来
Y镇已有3年，月入1000余元。
12．Dongyuan5，女，22岁，江西籍，坐台小姐兼出台。此女嫁给3T1D地区的人。来Y镇2年，丈夫在Y镇随住做家务。租住平房，月租100元。此女原同丈夫一起在某厂打工，认识并结婚后被丈夫带出来当小姐赚钱，月入1500元左右。
13．Dongyuan6，女，20岁，江西籍，坐台小姐兼出台。此女与3T1D地区的人订婚。来Y镇1年。其余情况同个案12。
14．Dongyuan7，女，32岁，站街女。丈夫在Y镇随住，小孩在老家由祖父照管。此女文盲，长相不好。租房费每月80元，月收入800元左右。
15．Dongyuan8，女，23岁，坐台小姐。丈夫在此随住，有一幼子由祖父照管。此女坐台多，出台甚少。月入2000元左右。
16．WeidongW，女，16岁，发廊小姐。99年7月，初中毕业后南下打工，来到Y镇，进不了工厂，被人介绍到老家同一镇的老乡开的发廊。无奈之中做了发廊小姐。第一次“开处”，老板给了4000元，但自己却一分也没有得到。看她的长相，稚气未脱，有些害羞（年龄大一些的小姐是不害羞的，可以直截了当地按项目讨价还价）。同她交谈之后发现的确还是一个孩子。学了一些老板教她的“套话”：18岁了，才来几天，家里穷，读不起书等等。但当问到她这么年纪小，今后有什么打算时，她说没想过这些问题，不知道。问她对这种工作是否反感，也说不知道，没想过。又问她如果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喜欢她，同她干那种事愿不愿意不收钱，她回答愿意。（对于这个问题，另一位年龄大的发廊小姐的回答比较委婉“这些人心好，总会给钱的”）看来她虽然对感情还有一点憧憬，但却真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一种什么样的未来，也不知道要去思考这个问题。
17．Hwei，男，30岁，鸡头。与一坐台小姐同居，但见过双方父母的面，可算是事实婚姻。H控制5—6个小姐，是在附近某开发区的歌厅当三陪（坐台）兼出台的。小姐每次坐台收取小费100元，出台收费200元左右。所有这些收入要交给H20%。H聘请了一个“马仔”在歌厅监督，并且买通歌厅的服务员，
每次有自己的小姐坐台或出台，服务员告诉马仔，马仔用手机告诉H登记下来，晚上回住房再交“帐”。H为小姐提供的交换有2条：一是提供保护，如被当地执法机构的人抓住了要找关系放出来，需要交纳的保证金或罚款由H和出事的小姐共同负担。如果人放不回来，则可能送劳教半年以上，这是每一个小姐所不情愿的。二是为小姐租房，提供食宿，也含有某种安全感的意义。这些小姐一般都是H从某些地方“带”出来的，或朋友“推荐”过来的（带与推荐是他已的话，实质上已属于引诱、组织、容留卖淫的犯罪行为）。H是这些小姐们能够“依靠”和“相信”的人。H每个月的净收入在5000—6000元之间。H在Y镇当鸡头到99年底，一共有近一年时间。据说现在已回老家的城市自己开设歌厅去了。
18．Aquan，男，21岁，H的“马仔”。据说A在少林寺“学”过功夫，与在茶楼认识的一位坐台小姐同居，而小姐又继续坐台。A为H控制小姐，每月可得1000元的报酬。H自己专门从事社交活动，结交“面上”的人，日常的工作全部由A管理。H回老家开歌厅，A自然也跟去了。
五、简单的评述
应当承认，笔者对Y镇“小姐经济”的采访尚处于较浅的层次，远未能达到科学的调查研究的程度。或者说笔者只是发现了一个“小姐经济”特别发达的乡镇的例子并将其概况真实地记录下来了。如果要作出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调查研究，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此，笔者愿意就采访所得资料，对“小姐经济”作出一点初步的评论。
1．“小姐经济”的发生和发展，必须放在当代的经济背景中来考虑。任何忽略经济背景来谈社会道德、社会风气和社会腐败问题的作法都将是肤浅狭隘的、舍本求末的。
我国二十年来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过程中，东南沿海地区和内地之间、各地城市与周边农村之间均形成了巨大的差距。这里存在着两条相互交叉的线索：沿海——内地地区（中部——西部）；大城市及近郊区——中等城市——小城镇——边远农村，以第一条线索优先。这种差距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广大内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受比较利益的驱动而长时期、大规模地流入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及其近郊区（其意义一是扩大了两地之间的收入增长剪刀差，二是的确在农村地区起到了一定的经济维持和资金积累作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长时期异地流动是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中的最重要因素和影响最深远的经济社会背景之一。
2．沿海地区吸纳内地劳动力的两个明显的特点是：大规模外向型工业中的生产线和蓬勃发展的旅游、餐饮、休闲等到服务行业最适合年轻女性劳动力就业；而数以千万计的劳动力涌入沿海和城市地区又正好适应了劳动市场上最大限度地使用廉价劳动力的市场经济规律。这两个特点的具体体现是不仅20岁上下的小学至初中文化程度的女青年成了人口流动中的主力，而且也进一步带动了30-40岁的女性劳动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她们正好符合上面两个特点：女性和廉价）。女性人口需求偏大而男性人口需求偏小，这是近代以来世界工业化和城市化历程中的一种独特现象（其背景是自动化生产技术的普及和第三产业的增长）。
3．沿海和城市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居民收入增长，第三产业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行业的兴盛，产品、劳务以及各种经济资源由市场配置的普遍化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有需求就有供应，人的欲望和需求的膨胀也带来了供应的膨胀，供应的膨胀又可能受利益驱动而设法刺激并扩大市场需求。这是形形色色的性服务业发源和泛滥的主要经济社会背景。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府管理方面对性服务业一直是严加控制和打击，但收效并不大，反而是由沿海、城市到内地甚至乡镇一直在顽强地发展着。
4．各种形式的性服务行为和活动，从经济角度来看乃是一种典型的地下经济（即本文所称的“小姐经济”，潘绥铭则称之为“地下性产业”，潘绥铭，1999）。所涉及的人员也完全可以从消费者和供应者的角度来予以理解和解释。在其中，市场经济的一切要素、游戏规则都已充分具备。然而，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作为一种非规范的地下经济成份，其整体既属于明令取缔之列，那么其内部的活动及规则则可能是主流的经济管理和制度控制的盲区。人们对其个中情况最可能是猜测多、了解少，情绪化评价多、理性分析少，简单处理多、科学对待少。面对如此普遍化的一种现象，视而不见、羞于承认、听之任之、简单对待都是不合适的、无效的。我们必须正视它，进行科学的调查研究，然后才作出合理、有效的对策。
5．就Y镇“小姐经济”中从业的小姐们的基本情况来看，她们实质上应当是一个地位最低的从业群体。其直接的行为动机一是在外面“做事”总比在家要好，不仅有一定的收入，而且“劳动强度”也低一些，如果呆在乡下，有时甚至是基本上没有收入的；二是想在外面“挣”多点钱，积累一些资本再回乡下。有这种动机的小姐应当说占绝大多数，她们的基本目的是“就业”、“挣钱”。在没有任何其他的人力资源与就业机会的前提之下，她们只好直接出卖自己的青春和尊严——而青春是短暂的，尊严一旦出售则无法赎回，所以一当她们“选择”了这种“就业”和“挣钱”的方式，其代价也是巨大的，精神上的负担也是沉重的。所谓年轻小姐在外面贪图轻松快活和生活享受，挣了钱只供自己花销而不需寄回家中，这种人毕竟是极少数的。当然也还有个别女性最初是因为经济动机来打工，久而久之家庭内产生矛盾，夫妻不和，只图在外混日子而不愿意返回乡下。
所有这些人的收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高。“二奶”的收入比较稳定；“发廊小姐”和出台的“坐台小姐”一次性收入较高，但由于供应膨胀，需求不稳定，她们的月收入或总收入并不太高；至于“站街女”的收入实质上是最低的。在总体上，小姐们的收入比工厂打工的普通女工要高一些（也轻松一些），这是工厂的打工妹常有转移到发廊和茶楼来就业的原因之一。但大部分“小姐”的收入处于一种维持生活略有结余的水平。而且就她们的生活水平而论，实在是非常之低的，营养、住宿、医疗卫生、保障等都处于较低的层次。
6．在道德和精神上如何评价“小姐经济”及其从业人员？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笔者所能说到的只有两点：一是在采访中，笔者看到小姐们包括部分丈夫们互相知根知底，在一起活动，甚至丈夫、情人和客人、老板都能融洽相处（丈夫为妻子的客人腾地方并且望风，情夫为情妇的老板开车跑腿等），而且性的对应关系相当复杂混乱；此外，她们言谈中对某某在老家或县城建了新房子，某某积攒了多少钱，某某二奶的老板如何大方等等有肯定评价和羡慕之意。笔者感到，似乎除了对金钱的概念之外，已经失去了对其他一切东西的判断和评价标准。二是与前者的感觉相反，笔者又看到，小姐们“做生意”不诈骗，不偷盗，与Y镇的居民和睦相处，比较自觉地遵守一般生活领域中的行为规范。小姐们还有丈夫情人们可以在一起吃饭、打麻将、逛商店，互相借用生活用品，来自同一个村的人还有许多的互相关照，但她们对自己和他人从来不议论、不评价，似乎彼此心照不宣。即使对那些“最被人看不起”的甘当“家属”的丈夫们，也不予置评，“看不起”的评论只是在心里（笔者特意问到这一问题，所得答案均是敷衍的、隐隐约约的）。看来她们并非完全丧失了任何的评价标准，只是在经济动机的作用下，其他一切都让步了；为了“就业”和“挣钱”，她们沉默着，忍受着，进而变得感觉麻木了。然而，无论如何，这是一群值得关注、重视、认真研究、妥善对待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值得同情的人们。
石谦2000．7．17
怀特海：1995（1993），《街角社会》，商务印书馆，1994年10月。
潘绥铭：《存在与荒谬——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群言出版社1999年1月。
1在访问和观察中，得益于一位以贩海鲜为业的“资深”的乡亲朋友CY的大力协助。他不仅是本人的主要访问对象之一，而且还陪同我在Y镇的各类有关场所进行了大量的观察，绝大部分访问对象都是他介绍的，通过他的介绍，我同她们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信任关系，使本人对一些隐蔽问题的深度访问成为可能。进行这一类敏感问题的调查，没有“资深人员”的介绍或陪同是非常困难的。关于这一点，怀特海在《街角社会》一书的附录中作了详细说明（怀特海：1994（1993），Pp．318-412），而潘绥铭在《存在与荒谬》中对这类问题的研究方法也作了详细说明（潘绥铭：1999，Pp．37-54），本文参考了这些调查研究的方法，不再赘述。
2现在的“小姐”的含义非常模糊。正式社交场合，小姐是尊称；在一般服务场所，“小姐”是对服务员的称呼；在色情服务场所，“小姐”是专指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你看起来真像个小姐”相当于20年以前的骂人的话“你这个婊子”。本文中专指从事色情服务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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