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1-05-21
刘洪波
今人面对古事，沉重者自会沉重，轻松者也尽可以轻松。孟姜女哭长城，不妨碍人们对长城礼赞无尽，当然也不妨碍人们从《哭长城》中欣赏美妙的歌声。假如姚文元仍然当道，也许还要给孟姜女追加“反动份子”的称号，以惩罚她不为老公投身于千古伟业而自豪。
我想到岳飞抗金的故事，那仍然是一场使人沉重的壮剧。智绝古今的人士，如今已在探讨抗金的是非，以为金兵南犯，乃是历史的必然，岳飞反其道而行，必然不能成功，而且即便成功，恐怕民族的灾难要更大。而宽和的人士，对于那沉重的一页，也不过发出“愚忠”的叹息，设想假如岳飞坚不回朝，不就早已“直捣黄龙府”，大功告成，从而拿金兵的肉来充饥了吗？于是益加批评起“岳飞毕竟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军事家”。
而我看到岳飞的“愚忠”，却以为他的“忠”虽然很彻底，但“愚”的程度倒也还有限。例如，“飞坐系两月，无可证者”，可见岳飞并没有因为成了钦犯而自陈有罪，历史也没有记载他死时喊过“吾皇万岁”。比起后世的“愚忠”来，岳飞的境界还是远远不及的。
列宁为摆脱苏俄经济的困境，宣布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与资产阶级暂时妥协的“新经济政策”。尽管做了许多工作，表明这样做不过是取得宝贵的喘息时间，喘息完了马上就要对资产阶级发起新的更猛烈的进攻的，仍然不能说服那些相信“从战时共产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人们。
“理想主义的诗人”写道：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洁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两年间共青团有一半人退团，许多俄共党员退党，抗议“向资本主义过渡”，知识界出现了一场不大不小的自杀浪潮，党内一些高层人物认为新经济政策是“富农方针”，“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是革命的官僚主义邪恶，那这条新路线就是资本主义邪恶”，似乎官僚主义邪恶比资本主义邪恶要可爱得多。1922年的共产国际会议上，甚至还有人“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引自《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一卷第260页）
这些人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坚定守护，竟然是宁可人民饿死也不肯稍有变化的。过去，这种东西一概被称为“共产主义信念的坚定与纯洁”，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愚蠢的忠诚而已。他们的忠诚固然并不缺乏，然而其愚蠢程度，我看是远远超过岳飞的。
曾经看过斯大林大清洗的一些故事。那故事里的众多冤主，不仅很好地配合着维辛斯基检察长的控罪，而且争相补充起诉书的不足，说自己所犯的罪其实远远不止起诉书所说的那些，自己比起诉书的描述还要可耻得多，而且行刑之时，无一例外地都要喊一喊口号，那口号与死于白匪军枪口的人倒也并无二致，都是“苏联万岁”“斯大林万岁”之类。据后来的介绍，像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人之所以如此，据说是相信唯有如此，才能证明自己是合格的布尔什维克，不惜在党需要的时候冤枉自己，并献上自己的生命。
人是一个具有求生本能的动物，被培养成一个视受冤而死为高尚精神的圣徒，固然证明了教育的重要性。然而，这种教育与其说是有利于灵魂的净化，不如说是成全了君王的邪恶。有这等“特殊材料”的人，斯大林搞大清洗才会变得那么顺利。
又想到在肉体上别“宝像”，以证明自己的忠心耿耿；又想到“挥手我前进”，要打倒“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能弄到几吨重的“罪证材料”；不能不感到愚忠的最高境界，还是“桂冠属于中国”。这种愚忠，当其大行其道时，是只见其忠而不见其愚，当其成为历史时，便只剩其愚而不见其忠，试看今日多少人只拿嘲笑的语气谈三十年前的闹剧。公正地说，愚忠之中，是既有愚也有忠，是因忠而愚也因愚而忠的。
多少堂堂大义，仿佛不去表示忠心，简直就不配做人，然而到头一看，那些忠心不过是愚蠢而已。以忠绳人者，以忠示人者，必须谨防落于“愚忠”的陷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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