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1-05-21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在中国广东省的一个贫穷渔村宣告诞生。紧接着，珠海、汕头和厦门三个特区也相继设立。现在，整整20年已经过去，面对经济特区乃至整个中国的沧桑巨变，人们也许能够更加清楚认识到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甚至还会有新的思考和新的发现。
凡是对中国政治背景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否认，经济特区的成立是当代中国的一大创举。在当时政治保守、思想僵化和观念腐朽的社会环境里，经济特区的概念为中国的发展方向点燃了新的亮光，而这一概念的付诸实施，标志着中国真正开始以制度化的行动来挑战政治教条的权威。
经济特区设立之时，正是中国社会在停滞不前与寻求发展之间艰难挣扎之际。邓小平号召特区人民要“杀出一条血路来”，目的就是要把特区作为试验区和先导，借以为全国探索出一条完全有别于过去的生存与发展之路。
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经济特区的成立首先意味着对传统政治的“叛逆”。在计划经济被长期奉为天经地义的国度里，中国人终于能够在法律的允许之下，毫无顾忌地拥抱起被长期排斥的资本主义市场模式。尽管当时还是有限度地进行，但这一政治探险之举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它使大部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彻底转变，同时也使普通人民真正看清了国家前途之所在。
不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成果，中国经济特区的实践经验都是成功的。这种成功建立在两个最根本的前提之下，即思维方式的开放和经济模式的开放。它首先说明，无论国情有多么特殊和复杂，只要有利于中国的生存和强大，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都应该借鉴，中国的文化土壤也完全有条件吸收和融合先进的资本主义。
因此，对中国其他地区来说，经济特区已经初步实现了“杀出一条血路”的目标，并且正在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不论对西部开发而言，还是在中国与世界经济接轨进程中，经济特区的经验和效应都应该大有作为。
不仅如此，经济特区也开始带动港澳地区的繁荣。如果说这在十年前还是一句不着边际的空话，那么，现在就可以说，这句话已经成为现实。在国际上，经济特区也引发了广泛的研究，甚至成为韩朝双方建立经济特区的参考模式。
然而，成功往往与腐败并行，中国的经济特区也是如此。从大的方面看，经济犯罪是特区的一大败笔。在最近几年查处的案件中，很多大宗的贪污、受贿和走私丑闻都与经济特区有关，从而暴露出特区的法治管理和行政体制已经落伍。特区必须汲取这个教训，其他正在开放和开发的地区也应该引以为戒。
特区的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特殊政策，这是中国为逐步推动全盘发展战略而作出的安排。但是，特区的未来绝不能继续依赖政策的特殊，否则，它们继续存在的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
在中国寻求均衡发展的目标下，所有特区都面临着再次创业的任务，特区的生命力维系于本身的特殊优势。它们必须立足于中国整体的发展环境，把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先进的发展潮流。在观念更新、产业调整和体制优化等方面，特区只有保持领先地位，才能继续发挥示范效应。
不可否认，特区的先行开发使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更加突显出来。然而，客观地说，虽然特区的成功不能掩盖地区差距扩大的事实，但其他地区的落后局面也同样不应成为否定特区的理由。事实上，类似深圳这样的特区，中国不是太多，而是太少。